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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森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理论?

来源:上网看看浏览:237次时间:2020-11-26
“黑暗森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理论?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中,一个核心的剧情道具是书中人物罗辑提出的“黑暗森林”理论。这个理论的大意是,以文明为行为实体来观察,宇宙中每一个文明的目的都是生存,其最深刻的恐惧则是被剥夺生存。而宇宙的总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文明必须隐藏实力,避免被其他文明发现,并且时刻准备攻击他者以争夺资源、保障自身。作者称之为“宇宙社会学”。

这个理论在《三体》第二部《黑暗森林》里得到了详细阐述,其英文版刚刚出版。图片来源:amazon.com

(在此先要吐槽一句:其实这不应该叫社会学,因为一般社会学考虑的不是这么简单的冲突模型。总不能因为是宇宙尺度所以更简单吧?)

当然这是一个剧情道具,是为了推动矛盾展开而由作者强加给小说中那个宇宙的。类型上明明白白写着这是“科幻小说”,照理说就不应该深究——就像不该问智子要怎么二维展开,黑洞要怎么让人操控引力,或者黄金之心要怎么进行无限不可能驱动跳跃。

但现实却不是这样——互联网上关于黑暗森林的讨论简直没完没了,远远超过了正常的极客较真,甚至在许多和原著毫无关系的场合都有人开始借鉴黑暗森林“理论”了。

这个问题,就值得问一句“为什么”了:为什么这个“理论”看起来那么有说服力,让很多人当真或者几乎当真?

这当然是因为它是一个好故事的核心寓言。但故事并非空中楼阁,它的血肉背后要有概念的骨骼支撑;而黑暗森林背后的概念,就是一段影响极其深远、至今余威尚存的思想史线索: “自然状态假说”。

霍布斯、人性与权力:如何走出黑暗森林?

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英国哲学家,经典政治学祖师爷之一。他是经典契约理论奠基人,政治哲学方法论转型的界碑,恐惧政治学的发端,近代国家与国际关系的理论渊源;在某种意义上,霍布斯是政治哲学界的牛逼顿。总之这个人,出于对全球化现象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变迁的敏感(全球化是我们今天仍然非常头疼的一个现代问题,而这位老爷爷在十七世纪就开始研究相关现象了),抽象了一个概念叫“自然状态”,用来号召大家冷静地看待人类社会表现出的不自然。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对人在自然状态下的生存方式有一段著名的描述:“人的生命: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又短暂”。这幅漫画对此进行了恶搞。

这个概念假定,在人类的社会历史开始之前,所有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制度与政治观念乃至道德理想都不存在。人是孤独的丛林野兽,他的理智是他用来实现欲求的工具,而他最深刻的欲求,或者说恐惧,就是生存并且不被他人毁灭。猜疑加强了人们之间的这种敌对,因此他们将努力剥夺他人,直到一切威胁都不复存在。因此一个强有力的个人通过无差别攻击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安全,但是他始终生活在他人的威胁之下,惶惶不可终日,直到被更强者干掉。对,就是黑暗森林的那种状态。

觉得这种假定莫名其妙?那你得知道前人都在干什么。霍布斯以前,政治哲学大体遵循的是一种“演绎逻辑”的经典思路。他们首先假定,人生来就是某种秩序的一部分,然后滔滔不绝地思辨起了那种秩序。这个玩法在古代和中世纪乃至在王朝时期的东亚秩序中都还算可靠,支持性的因素有很多:可能是因为普遍都穷,而得以从事思考职业的哲学家和政治学家一般比较有钱有闲,没有生活压力因而专注追求秩序、真理和美;也可能是因为技术和生产力相对不发达,需要依靠宗教或类似的意识形态支持某种形式的奴隶制/等级制;或者是因为文明在某种程度上是封闭的,没有遭受其他文明结构的挑战;或者因为古代文明中人们已经非常清醒地开始追寻终极问题——作为能够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人,无法自控地要追问和建构终极意义,等等。

但是这种带着荣誉感和自尊心的政治观念,到了航海大发现、技术突飞猛进以及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的时候,就变得非常脆弱——君子可欺之以方,大家都在抢殖民地发展海军打击邻国的时候,比的不是人品,而是谁更没品。自马基雅维利公开宣称治国之道在于坑蒙拐骗的时候,政治哲学家也开始反思:此前强调秩序、正统、天赋和道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中,有多少是出于古希腊人的宗教传统和中世纪的神学想象?而政治也从神的安排,逐渐转向了人的联合。

因此,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假说与其说是描述历史,毋宁说是借由强调个体的现实状态和需求,来批判此前视为正当的秩序:道德教条掩盖了人性,天真的理念忽视了复杂的生态。在契约理论的背景中,隐含着这样的主张:政治哲学应该把眼光从追求集体的永恒和无限,转向渺小而现实的个体:与其把所有人都视为虔敬的僧侣或亵渎者,不如正视他们的个体理性如何贯彻他们的恐惧、残忍和无望,以此重建近代国家——或者说,近代人类联合体——的基础。

而霍布斯在“自然状态假说”中没有讨论一个一开始就有合作基础的社会,相反把人从社会生活中剥离,思考人们“不社会”的那一面,是因为他洞察到,原本基于宗教规约以及等级制的社会合作的基础正在历史性地消解。在那个时代,世俗国家兴起,教权逐渐衰落,博物意义上的异乡消息不断被海员们带回日渐强盛的资本主义故国。在历史的巨浪中,思想家们试图重新界定和理解这样的问题:传统理念正在遭受国内政治经济变迁、认知疆界拓展和邻国争夺主权的多重挑战,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我们(作为人类)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霍布斯是这样重新回答现实社会基础的:人们愿意放弃互相攻击而互相联合,不是因为这是天经地义的,而是因为这是比“自然状态”更安全、更能够保障他们生存的共同信约。他们携手建设一个社会,不是因为这是神的安排、宇宙的规则或者随便什么比人类更伟大的东西设定好的游戏规则,而是因为对他们自己来说,这样更符合他们的需要。而这个新的契约社会里,人们需要以自身的恐惧和利益,而不是以国王或神父的意志出发,来思考和重建政治和社会关系。

霍布斯爷爷的发际线真是令人无力吐槽……还是来个卡通版的好了。图片来源:www.wackyplanet.com

尽管如此,在霍布斯看来,人,并没有在恐惧与怀疑面前裹足不前。人的理性,足以使人们冒着被背叛或揩油的风险放弃自然状态,向一个共同体交出自己凌驾于他人的权力,从而获取共同体保护他们联合发展的承诺。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引用霍布斯,与其说是因为他的假设成真,毋宁说是他所开创的视角,至今仍然能够引导我们去思考关于人的种种真实。

从个人到文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当霍布斯讨论人性的猜疑和恐惧时,他讨论的目的在于以人为基础的社会契约。在“黑暗森林”假说中沿用了这一人性预设:首要目的是生存,因此恐惧,从而攻击——但是,参与方变成了文明组织,而不是个人。

个人的“自然状态”,哪怕曾经存在过,也在很早以前就消失了。但是,社会组织呢? 能否说,不同社会组织之间——比如国家和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类似“自然状态”的特征呢?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有:这就是所谓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模型。

近代史上,欧洲国家之间漫长的大逃杀以及最后的冷战对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国家间无政府状态的有力注脚。自民族国家基本形成,人类文明经历了近百年的(相对)无序,和丛林中的个人一样,争夺资源并且互感不安全的国家之间,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没有一国能宣称自己的内部秩序天然应当被他国遵守,它们之间不平等的主要是武力。

当我们以国家为主体观察这段历史(直到今天)时,能够发现“自然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大国互相警惕,小国悚然自危,条约不断订立又不断撕毁,地区性冲突不断。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指出,由于没有国家愿意放弃主权订立社会契约,在没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真正权力实体主持秩序的情况下,国家之间的任何合作关系都是临时和脆弱的——国家之间始终处于千日做贼并且千日防贼的无政府状态之下。撇开基于人性(当然是地球人的人性)的假说不提,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假说,看起来和“黑暗森林”假说还是挺像的。

现实主义理论的问题在于这个模型可能有点过于简单——对于国际关系这种高度复杂又充满即时性的学科来说,任何理论模型可能都过于简单。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虽然足够残酷,但还不够现实,或者说,现实就是没那么残酷根据近年解密的苏联档案来看,冷战有过多次一触即发的契机(比如朝鲜战争),然而大概是考虑到冷战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最后也没打成。

 

著名的)海滩离婚事件。离个婚顺便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雾)。到底行不行啊……图片来源:《X战警:第一战》剧照

这一理论假设的前提之一,是所有的行为实体目的都是生存和争夺更多资源。但对于国际行为实体来说,由于它并不是生物,因此假定每一个国际行为实体的目的都是掠夺性的生存,是远不足以概括国际行为互动的全部本质的。

更多彼此目的相异的行为实体登场,会打破“自然状态”的悲哀循环。两个野人在荒原里无理由地互相攻击吞食,这是“自然状态”;但在一群人围观拉架下还掐给别人看,不是因为私仇就是调情。尽管大国之间仍然处于“把你干掉我更安全”的潜在假设关系之上,然而一旦出现了能够渔翁得利或者希望保持地区稳定的其他国际行为实体,“自然状态”的简单恐惧-攻击模式就不再是唯一的理性选择了。因而自冷战结束之后,现实主义理论热度正在消退,而非国家的国际行为实体则在国际关系领域越来越引人注目:人道主义组织、跨国公司、联合国、各种基金会,等等。这么多国际行为实体熙熙攘攘,森林就算还是黑,那也是黑得喧嚣了。

作为对此的反应,国际关系领域发展了大量竞争性理论。除了现实主义的老对手自由主义和行为主义(自由主义:假定平等基础上的竞争与合作能够带来可接受的共同发展;行为主义:讨论国际行为实体及其现实博弈),结构主义、后现代理论和女性主义也不甘人后。这些理论的现实基础,以及它们数十年来的实践经验,虽然不像大国博弈那么戏剧性地引人注目,然而它们一点一滴地改变着这个世界,驱逐恐惧,缓和争端,创造沟通的可能性,直面冲突,摸索属于全球化时代的伦理、禁忌与合作。而现实主义理论自身也经历转型,“新现实主义”理论虽然仍然沿用原先的“霍布斯式恐惧假说”,但已经不再是三大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一,更多时候是作为处理现实关系的策略性模型。这么看来,和所有的理论假设一样,在人类世界里,纯粹的、大范围的持续无政府状态,无论主体是个人、组织还是国家,大概仍然只能待在解释性的理论假设里,抽象出人类社会生活的冰山一角。

有位朋友说过,“发生在地球上的事情我都要思考一下它的真实可能性,但是只要是外星人干的,我就觉得没问题。”如果在故事里,有一个外星文明能够纯粹地实现自然状态,那就像一个外星文明纯粹地实现了结构语言学或者“无知之幕”一样让我开卷欢喜。如果那些外星人都是球形鸡,整个星球都是真空中无摩擦斜坡,上有刚体匀质小球在日夜乱滚就更完美了。

归根结底,“黑暗森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假说?它是一个星空背景下的寓言,也是一条真实的思想线索——但只有前半部分。这条线索能够引起共鸣,多少是因为它藏身于在我们所经历的近现代史中,引导我们不断反思:作为人类、作为未来共同体的一员、作为世界的探索者和理解者,是为了什么——而不是简单地把它当做一个事实,去粗暴地解释这一切。(编辑:Ent)

参考文献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1996

《政治哲学史》,列奥·斯特劳斯,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18th 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s, Cambridge, 2008

Approaches and Methodolog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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