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河北ufo事件 最新进展

  1997年河北的肥乡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ufo事件，它也被称为中国ufo三大悬案之一，最近，在河北发生的黄延秋ufo事件也有了最新进展，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977年7月—9月，河北省肥乡县北高村21岁的村民黄延秋，先后三次在夜晚神秘失踪，遭遇了三次被人背着飞行的离奇经历，不借助任何交通工具，累计飞行大约1万多公里。第 一次失踪是一天夜晚上床睡觉后突然出走，一夜之后发现已到了千里之外的南京，中间仅仅只隔9个小时，20世纪70年代坐火车也不可能以那么快的速度到达，坐飞机在当时又不可能；半个月后黄延秋再次失踪，晚上9时余，本来睡在院子里床上的黄延秋，半夜一觉醒来， 却出现在约一千二百公里外的上海火车站广场。

  前两次失踪都出现了两个穿军装的神秘人物，先后指点他乘船、乘车，最后送他进入一个有他邻村乡亲亲戚在其中作军官的军营中。第三次仍是在夜晚，黄延秋刚出生产队长家门，就眩晕倒地，失去知觉。午夜醒来时，出现在兰州一旅馆中，两位自称是山东高登民、高延津的看似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自称是黄延秋三次失踪事件的安排者，此次失踪在9天之内两人背着处于清醒意识状态下的黄延秋飞跃了19个省市，抵达了兰州、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福州、西安八个城市，累计飞行一万多公里，每到一个城市几乎都只花一两个小时。

  按从沈阳到福州的距离计算，实际交通路程最少在两千公里以上，仍是两个小时即到，平均每分钟至少飞行20公里，差不多每秒300 米左右，这是接近音速的飞行速度，在这种音速飞行下黄延秋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在三次失踪中，前两次都能找到人证物证，证明黄延秋确实以现代常识与科学所不能理解的方式和速度在所述时间出现在所述地点，黄延秋本人坚称他是被两个人背着飞行。第三次失踪所到地方及时间黄延秋举不出有力证据，他记忆中的在北京长安大剧院看了一出戏又被记者调查所否证。

  按上述事实资料，如果真正是抱持科学求真的态度，应该肯定前两次事实的存在，对第三次存疑，将重点放在探询黄延秋为什么能够以超出现代常识及科学理解的速度从家乡位移到千里外的南京、上海。但是，以《走近科学》自我标榜的央视节目却不循真正的科学探索道路而行。它仅仅依据“长安大剧院看戏”属虚这一事实，就断定黄延秋第三次失踪经历为虚构，断言黄延秋将梦幻当成了现实；对于人证物证俱全、无可否认的前两次失踪，央视节目在承认事实存在后将原因归结为梦游，回避了对“当事人何以能以超乎现代常识及科学理解的速度从家乡位移到千里外的南京、上海”这一问题关键的解释。　

  央视节目上述结论的导出，完全是立足于“黄延秋的三次失踪经历不合常理、现代科学不能解释，而凡是不合常理、现代科学不能解释的，就是虚假的、不存在的”这样一种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的特点是：将现有科学结论置于科学的研究对象即客观事实之上，不是以事实来检验科学结论的正误，而是凭现有科学结论来断定事实之真伪有无。

  科学精神的实质是尊重事实、勇于探索未知，以央视这种思维定式来弘扬科学，其结果只会使人们离真正的科学越来越远，距将科学视同于宗教的伪科学越来越近。当现有结论成为不可逾越的禁忌时，科学就被阉割，丧失了探索未知的动力与能力。

  正是因为事先已认定黄延秋的三次失踪经历“不可能”，央视节目才轻率地将其归结为梦游与梦臆，不管这种解释是如何的漏洞百出；对于坚信自己经历的黄延秋，央视节目只愿意从颠痫与精神偏执这两种角度来解释，由于医院检查排除了颠痫的可能，于是断言他精神偏执--这倒是抹杀一切不利于现有科学结论的事实的万能武器；仅仅调查了十几天，由于没找到黄延秋口中的飞行奇人高登民、高延津，就断言这两个人子虚乌有。按照央视的这套逻辑与实证程序，任何现代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事实都可以被轻易证伪，这意味着现代科学的结论已永远无须再作任何修正，科学只需要在已有结论的方向上继续前行就可以了。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科学史上几乎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意味着对原有结论的部分否定或修正，而不仅仅只是丰富、补充。黄延秋背负飞行事件至少其前两次是无法否认的，由于前两次就具有现代科学所不能理解的特性，其背后必然隐藏着现代人类现有知识所不足以涵盖的原因。科学的使命正是要探寻这一原因，从而获得使科学前行的动力与突破口，怎么还反过来禁锢这种探寻、仅凭现有科学结论就对事实进行削足适履的处理？　　

  关于科学，马克思有段话说得好：如果凡是我们理解的、能够纳入规律的东西，就是重要的、值得认真研究的；凡是我们不理解的、不能纳入规律的东西，就是无足轻重的、可以不加理睬的，那么真正的科学就完结了，因为科学的使命正是要研究、面对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自称为马克思信徒的国度，却将马克思的教诲抛在一边，反其道而行，这并不奇怪。

  当官方意识形态已经普遍失灵后，科学作为具有普遍公信力的知识体系，就具有了类似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将科学作为宗教、当作意识形态使用，这凸显出官方意识形态的困境以及整合性思想文化资源的匮乏。当科学必须承载意识形态功能时，它本身必然被扭曲、被要求按照世俗政治的需要重新打扮。这种扭曲与禁锢对科学进步的伤害，将长期体现在科学工作者被窒息创新活力、全社会缺少创新动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