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苏军解放了波兰克拉科夫，在它附近的奥斯威辛镇发现了吞噬上百万人生命的集中营。法西斯分子的暴行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最丑恶的一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杀害的约六百万犹太人中有一大部分死于集中营。

　　拥挤的床位，空气污浊不堪。

　　英国公众档案处曾公开有关二次大战时期纳粹德国大屠杀暴行的机密档案，披露了当时在纳粹集中营内用活人作医学试验品，以及犹太人被迫吃人肉充饥的各种恐怖事件，令人毛骨悚然。

 

　　1945 年 5 月 4 日被美军第 82 空降师解放的 Wobbe lin 集中营，许多囚犯已几近饿死……这是他们被送上卡车去医院治疗……一名曾囚在德国南部达豪集中营的证人忆述于四三年十月至四五年四月目睹的种种惨况，他指在短短一星期内便有三至四列火车，载三百至五千名不等的犹太人到达豪，但他们瘦弱得根本与“骷髅骨”无异，更有一列一千二百人的火车抵后，当中只剩下一百八十一人仍然生还。另外，一列火车上的六十五名犹太儿童乞求不要将他们送到毒气室，但最后相信仍难逃厄运。

 

　　这些被关押在 Buchenwald 集中营的俄国、波兰和荷兰的囚犯在关押的 11 个月期间体重下降 160 磅，平均体重仅 70 磅……在慕尼黑天主堂的修女诺伊豪斯勒更指不少人被送往达豪作“医学实验品”。部分病人会先被迫染上疟疾，然后为各种治疗方法作人肉试验，至少卅名神父因此致死；另一些病人则被送到气压室，测试他们在高压或低压下可存活多久。另一项实验更骇人：一名男子先被冷冻至死亡边缘，然后将他置身于有两名少女的床上，以研究那些女性利用身体要需时多久才可令他的体温提升至可以有能力进行性行为。

 

　　当美军第 9 军到达位于 Wobbe lin 的集中营时景像惨不忍睹。这伯囚犯当知道他不在第一批被送往医院的名单上时哭了…… 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官员表示，他曾亲眼目睹五百名俄罗斯人赤裸地步入毒气室。由于毒气室内过分挤迫，以致被毒死的人死后姿势仍是僵硬地“站”

 

 

　　触目惊心地一幕：这囚犯还保持着被烧死时的姿势……他和其它150名被关押在 Gardelegen 集中营的囚犯在纳粹党撤离时被活活烧死……

 

　　在 Lager Nordhausen 集中营被处死的囚犯的尸体，这个集中营属于盖世太保管辖。照片上显示的仅为死难者的一半还不到……他们大多数是饿死或被枪杀的 ...

 

　　运送政治犯尸体的火车

 

　　惨不忍睹的一幕

 

　　在 Lu dw igslust 集中营附近的居民不知道集中营内所发生的一切，起初他们还不相信……这是他们在美军第 82 空降师的命令下前往集中营观看被草草掩埋的尸体，一共有300多具尸体

 

　　尸体成堆

 

深入奥斯维辛集中营 纳粹屠杀的残忍记忆

 

旅途不仅只有美景，更在意在旅行中我们经历了怎样的心情和收获了成长的心境。当然也不是所有记忆都使人愉快，那些看似让旅途有些伤感的记忆，在人生的路上让我们懂得更多。位于波兰南部小镇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纵使残酷的岁月已辗转过去几个世纪，那些历史的痕迹时刻提醒着我们，和平生活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意义。

 

这是奥斯维辛一营的入口，门上有那句著名的话：Arbeit Macht Frei. 工作使人自由。

电网和营区之间有这么一小段距离，这是禁区，一旦有人走到这里，马上就会被塔楼里的士兵击毙。

集中营里男女是完全分开的，绝对不可以交流。最初中间这条路上还建起了一堵围墙，后来所有的女人都被转移到奥斯维辛二营Birkenau,一营的奥斯维辛只关男人，这堵墙才拆掉。

如今这些房子有的还保留着原貌，有的被改建成展厅，陈列着一小部分罪证。奥斯维辛究竟死了多少人人们并不知道，纳粹撤退的时候销毁了大部分的资料，估计至少在100万人以上。

这是人们被送进毒气室后留下的东西。成堆成堆的眼镜，义肢，牙刷，满满一屋子的鞋子，皮箱，头发，盆。我真的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来这里一次，身临其境的感觉是看100部电影也换不来的。

这面墙是击毙囚犯的地方，右边的那栋房子被称做death block，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惩罚牢房，来到这里，就别再想活着出去了，这就是它的名称的由来。

这个院子是人们被处决前，赤身裸体等待的地方。为什么所有的人死之前都要被剥光衣服?因为那些衣服还要给新来的犹太人穿，决不能浪费掉。

 

参观完了奥斯维辛一营，坐shuttle bus来到3公里外的二营—Birkenau,关于奥斯维辛最著名的一个画面，就是这条铁轨和远处Birkenau的入口了。

这是一截运输犹太人的车厢，就是这样完全密闭的，运牲口的车厢，里面要塞上好几百个人。

铁轨延伸处的站台就是犹太人被挑选的地方。每一批犹太人被运到后，在那个站台上，就会一个个的被带到纳粹军医面前由他进行挑选，进入毒气室，或是当奴隶

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是纳粹德国时期建立的劳动营和灭绝营之一。有“死亡工厂”之称。其遗址在距克拉科夫（Krakow）西南60公里的波兰小城奥斯维辛，今日已成为博物馆和纪念地。

 

纳粹集中营中美女军官另类嗜好：人皮做灯罩

“金发死亡天使”最邪恶身为英军战俘的诺曼是在1943年6月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当时他被迫脱光衣服，剃成光头，最后送到一个坑里驱逐虱子。此前诺曼已在其他N粹集中营中熬过了2年时光，他来到奥斯维辛的第一天，就发现这是个与众不同、充满魔鬼气息的地方。诺曼回忆道：“在离我们5米远的地方，就躺着3具犹太男孩的尸体，没有一具尸体的年龄超过26岁，他们半裸而瘦削的尸体就像垃圾一样随便抛在那里。我的同伴安慰我说：‘他们是政治犯，我们不用担心。’”   　　然而，奥斯维辛集中营恐怖的第一印象只是诺曼后来目击的众多恐怖事件的开始，在1945年1月被ＪＦ前，超过100万囚犯死在了那里，而诺曼亲眼目睹了其中许多血腥而恐怖的屠杀罪行。在众多残忍的党卫军军官中，最让诺曼不寒而栗的人是一个绰号叫做“金发死亡天使”的N粹女军官———厄玛·格丽斯，诺曼说：“她不是人，她是一个妖魔。”   　　她11岁加入ＸＴＬ青年队，19岁成了集中营女看守   　　据报道，N粹“死亡天使”厄玛·格丽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中一名党卫军高级女军官，她掌管着该集中营里的3万名女囚犯，奥斯威辛集中营内一些最残暴的恶行，都和格丽斯有关。格丽斯原来是一名德国农业劳工的女儿，她11岁时加入臭名昭著的XTL青年队。19岁时，就成了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的一名女看守，由于她极端崇拜XTL，极为忠心的她频频获得调动升迁，最后她在1943年3月被调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了党卫军集中营女看守中第二高级别的人物。   　　“美丽野兽”用囚犯人皮做灯罩   　　诺曼回忆，这个“美丽的野兽”是个超级虐待狂，她经常残忍地鞭打囚犯，放出饥饿的阿尔萨斯狗对囚犯进行撕咬，挑选她看不顺眼的囚犯送入毒气室处死，当格丽斯对囚犯施展的暴行越残酷时，她嘴角的笑意也就越浓。   　　诺曼称，格丽斯还残忍地射杀过许多犹太囚犯，此外，她对在犹太囚犯身上进行的可怕人体“医学实验”也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和嗜好。当奥斯威辛集中营被ＪＦ时，盟军士兵在她位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住宅内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灯罩，检查发现，这些灯罩竟然全都是用3名遇难犹太囚犯的人皮制成的！   　　行着纳粹礼走向绞刑架   　　诺曼对记者说：“她总是穿着厚重的皮靴，带着一根鞭子和一把手槍。我们经常看到她残忍地殴打那些女囚犯的场景。有时你能看到她手中的鞭子都被打断了。她是一个冷血心肠的残酷女人。 当二战结束后，丧心病狂的格丽斯被逮捕，并被战犯法庭控以战犯罪，然而她对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却没有流露出丝毫悔恨之意。1945年12月13日，22岁的她被战犯法庭执行绞刑时，居然“平静镇定”地走向绞刑架，一只手臂竟然还抬起来行着纳粹礼。 

 

二战中有多少人死于纳粹集中营?

纳粹集中营可以说是纳粹暴政中最为黑暗、最为残酷的一章。它是纳粹分子杀害犹太人、吉卜赛人、苏军战俘、抵抗运动成员和反法西斯人士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和场所。1942年夏天以来，集中营及其变种灭绝营、劳动营成为纳粹当局实施“最后解决”的基本工具。在“二战”中欧洲死亡的4 600万军民中，竟有1 100万—1 200万平民和战俘死于各种各样的纳粹集中营，其中包括450万犹太人和300多万苏军战俘。在集中营、灭绝营供职的司令官、政治部官员，党卫军官兵，男女医生、护士构成纳粹战犯中乙、丙级战犯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几乎百分之百地参与了虐待、折磨甚至杀害囚犯的罪行。在各类纳粹战犯审判案中，集中营罪犯被判处极刑的比率是最高的一类。集中营案件也是盟国司法人员审判最多的一类案件。奥斯维辛、布亨瓦尔特、达豪、拉芬斯布吕克、马伊达奈克、贝尔森、萨克森豪森、瑙因加默等集中营的罪犯均被各个盟国列为专案进行审判。

　　纳粹集中营始建于希特勒上台不久的1933年3月，截至1945年5月初。大型集中营总共只有26个：其中设在纳粹德国本土的主集中营10个，即达豪、布亨瓦尔特、萨克森豪森、拉芬斯布吕克、弗洛森堡、毛特豪森、贝尔森、瑙因加默、尼德哈根-威维尔堡和多拉-诺德豪森；设在波兰的主集中营7个，即奥斯维辛、马伊达奈克、施图特霍夫、格罗斯-罗森、华沙、雅诺夫和普瓦绍夫；设在爱沙尼亚的主集中营两个，即韦瓦拉和克卢加；设在拉托维亚的主集中营一个，即萨拉斯皮尔斯；设在立陶宛的主集中营两个，即考恩、考那斯；设在荷兰的主集中营一个，即海尔佐根-布施；设在法国的主集中营一个，即纳茨维勒；设在捷克的主集中营一个，即特列森施塔特；及设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争议的第里雅斯特的圣萨巴。

　　“二战”前，各个集中营总共关押囚犯8.5万人，大多为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进步人士，范围限于德国本土和刚刚被兼并的奥地利。但1939年9月大战爆发，特别是1941年6月纳粹入侵苏联之后，纳粹集中营的数量和规模急剧扩展，仅德国境内7个最大的初期集中营所关押的囚犯，就从1939年的2.1万人剧增至1940年底的80万人。其主要职能也由对政治犯和反社会分子进行惩罚或“重新教育”，转变为对犹太居民进行惨无人道的集体屠杀。1939年9月至1942年底，纳粹当局又建立了8个主集中营，其中2个在德国，5个在波兰，1个在法国的阿尔萨斯(纳茨维勒集中营)。1943年，纳粹分子又建立了7个主集中营，其中2个在德国，在波兰、荷兰、立陶宛、拉托维亚、爱沙尼亚各1个。在纳粹集中营的鼎盛时期，党卫军在德国本土及各个占领区共设立了至少10 005个集中营、强制劳动营及其衍生物——灭绝营，其中主集中营25个，下属1 300多个分支集中营(其中仅布亨瓦尔特集中营即下属129个分营)内主要关押女囚的分营329个，主要关押男囚的分营843个，囚犯性别不明的分营60个。在押的囚犯来自欧洲各国以及美国、土耳其、埃及等国，高达1 100万以上，以各个国籍的犹太人为主。其他主要群体还包括苏军战俘及其他盟国战俘、茨冈人、共产党员、抵抗运动战士、反法西斯进步人士，也有刑事犯罪分子、妓女甚至同性恋者。由于纳粹分子蓄意的折磨、虐待和屠杀，集中营囚犯的存活率很低，一般仅达20%左右，至于纳粹政权存心灭绝的犹太人，则更只有5%左右。初期的纳粹集中营，由国家政治警察管理，从1936年起，改由党卫军管理。只有党卫军官兵才有资格充当集中营守卫部队成员(看守)，以后，根据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兼全国警察总监希姆莱的命令，组建了党卫军特别部队——“骷髅队”，专门负责看守集中营。在党卫军内部，总揽全国集中营事务的大权，首先落入中央保安总局手中；1942年以来，又转入与之并列的经济管理总局手中。直接掌握数百万囚犯生死存亡命运的先是中央帝国保安总局局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及其继任者卡登勃伦纳，以后则是经济管理总局局长兼集中营事务总监泰奥多尔·艾克及其继任莱因哈特·格吕克斯，以及1943年底升任集中营事务副总监的原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霍斯。

　　到“二战”开始之时，包括奥地利在内的第三帝国境内，已有8个规模较大的集中营从上百个劳动营、改造营当中脱颖而出，它们是：达豪、萨克森豪森、布亨瓦尔特、毛特豪森、弗洛森堡、瑙因加默、多拉-诺德豪森集中营，以及专门关押女囚的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1941年6月进攻苏联以来，纳粹当局迅速改建了一大批以大规模杀害犹太人为职能的灭绝营，并且使原有的大型集中营兼而具有部分灭绝营的职能。

　　负责具体实施对犹太人“最后解决”的职能部门是中央保安总局，直接承办这项事物的单位则是该局下属的第三局——国内保安勤务局的第四处——犹太事务处。该处处长即是臭名昭著的阿道夫·艾希曼。他手下有3名得力的副处长——狄特尔·维斯里塞尼，负责搜捕希腊、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犹太人，并把他们押送到奥斯维辛、马伊达奈克、毛特豪森等集中营或特列勃林卡、贝乌泽茨、索比堡等灭绝营；阿洛伊?斯·?布鲁诺，弗兰茨·阿布洛麦特，分别负责匈牙利、南斯拉夫和法国、荷兰的“最后解决”任务。艾希曼的得意之笔是他几乎灭绝掉匈牙利的犹太人社会。到1944年初，欧洲的犹太居民已被纳粹杀害了一半以上。欧洲最大的犹太人群体——波兰犹太人，总数330万人中已有250万人魂归西天，苏联200多万犹太人中已有一多半不复存在，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也所剩无几了，只有匈牙利例外。匈牙利的犹太人共有81万人，但由于匈牙利执政霍尔蒂只同意歧视犹太人，而坚决不同意灭绝，所以几乎无一人被解决。1944年3月14日，希特勒鉴于霍尔蒂政权存在离心倾向，派大军强行开进匈牙利，从而为艾希曼灭绝匈牙利犹太人打开方便之门。在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卡登勃伦纳的全力支持下，尽管各条战线的运输形势万分吃紧，艾希曼仍得到大批列车，用于把匈牙利犹太人运往东方各集中营，最主要的是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1944年5月14日至7月7日，在艾希曼和阿洛伊斯·布鲁诺的直接组织和监督下，45万犹太人被押上148节车厢，运往奥斯维辛，另外10万左右的犹太人被运送到其他集中营。这55万匈牙利犹太人当中，仅仅有不到10万人活到战后。然而，事情忽然出现转折：霍尔蒂在同盟国和国内进步势力的压力下，于7月8日下令停止将犹太人外运，不久，又将艾希曼驱逐出匈牙利。这样，匈牙利犹太人的命运才发生了转机。直至10月15日，匈牙利极端亲纳粹的箭十字党党魁萨拉希夺取政权，赶走了霍尔蒂，艾希曼才得以重返匈牙利继续作恶。但此时艾希曼面对的局势更加不利，纳粹德国已处于两面夹攻的颓势之中，无论谁也不可能再拨给艾希曼大量车皮。穷凶极恶的艾希曼仍不肯放过犹太人，同年11月，他又指挥党卫军开展押送6万犹太人去东北部边界的死亡行军，沿途中又有1万多犹太人饥寒劳累而死或遭到党卫军枪杀。此外，他还将能够控制的15万多犹太人集中关押在布达佩斯的大、小两个营地，准备伺机加以消灭。1944年12月下旬，艾希曼因苏军已开始围攻布达佩斯而被迫撤离，行前他还下令将已被集中关押的6万多犹太人尽数消灭。只是由于瑞典驻匈牙利公使瓦伦堡大智大勇，不顾个人安危，只身赴敌营，义正词严地震慑住负责指挥这项行动的党卫军将军施密特·胡贝尔，迫使他取消这一罪恶行动，匈牙利犹太人才得以避免被灭绝的厄运。不仅如此，艾希曼还抓住英美两国反应迟钝、意见不一的机会，下令驻意大利的党卫军和保安警察的首脑，将居住在罗马的8 000多犹太人尽数解往纳粹集中营，乃至其中的大部分人遭到灭绝。令艾希曼深感遗憾的是芬兰和保加利亚两国，虽然充当了纳粹德国的附庸，却始终在“最后解决”问题方面拒绝与希特勒合作，而且一直坚持到盟国军队进入本国。从而使两国的犹太居民有惊无险，最后安然无恙。

　　从1942年春天开始，设在波兰西里西亚和总督区内的海乌姆诺、贝乌泽茨、索比堡、特列布林卡四个劳动营经装备了专门的杀人毒气室和焚尸场后，调来一大批曾专门从事T-4行动的医务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摇身一变成为第三帝国的四大灭绝营。其中的每一个，均具备每天“处理”8 000—12 000人的能力。到了这四个灭绝营随着苏军的挺进被迫关闭时，它们已分别杀死35万、50万、60万和90万犹太人。这类灭绝营的特点是，囚犯几乎是清一色的犹太人，将其运抵此地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将他们尽数杀光；即使暂时留下少数青壮年不杀(每次留下的不超过1 000人)，也仅仅为了完成某些紧急任务。一旦完工，他们的死期就会来临。曾运来90万名犹太人的特列布林卡灭绝营，只有9人侥幸逃生。四个灭绝营的幸存者总共只有82人，其中没有一个是儿童。因此，运抵灭绝营的人数即等于该灭绝营杀害的人数。马利-特洛斯特尼茨灭绝营是纳粹建立的第五个灭绝营，也是唯一一个设在波兰以外的灭绝营。1942年以来，使用毒气室杀害了来自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30多万犹太人。其中，为了报复海德里希遇刺，一次就将从维也纳运来的1 000名犹太人全部杀害。此外，20世纪40年代以来纳粹在波兰建立的奥斯维辛、马伊达奈克、施图特霍夫、格罗斯-罗森等大型集中营，以及在德国本土的布亨瓦尔特、拉芬斯布吕克、达豪、毛特豪森、萨克森豪森等集中营，也均在营区内部辟出专地作为灭绝营。1941年冬天，毛特豪森集中营开始使用现代化的大型毒气室杀害犹太人；1942年5月奥斯维辛，1942年9月马伊达奈克，1942年秋瑙因加默，1943年上半年纳茨维勒，1943年秋萨克森豪森，1944年6月22日施图特霍夫，1944年12月拉芬斯布吕克先后使用上述毒气室，即使最小的一间，每次也可以毒杀150人。除在本土和奥地利、波兰外，纳粹分子及其外国帮凶，还在德军占领区和卫星国内建立了一系列集中营。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挪威的格里尼集中营，爱沙尼亚的韦瓦拉、克卢加集中营，拉托维亚的萨拉斯皮尔斯集中营，立陶宛的考恩、考那斯集中营，捷克的特列森施塔特集中营，南斯拉夫的雅塞诺瓦茨、塞姆林、普里什蒂纳集中营，的里雅斯特的圣萨巴集中营，荷兰的海尔佐根-布施、威斯特勃克、古森集中营，法国的纳茨维勒、德朗希、康边集中营，等等。其中，萨拉斯皮尔斯、雅塞诺瓦茨、普里什蒂纳、纳茨维勒以及考那斯集中营均为杀人过万甚至十几万人的“名牌”魔窟。

　　还有一类规模较小因而知名度也不高的灭绝营，即1941年7月秘密延续下来的几个处决中心，主要分布在德国本土及奥地利境内(纳粹当局在内部文件中称之为处决中心)，杀人数量多为数千人至数万人，即所谓处决中心。包括勃兰登堡、贝恩堡、格拉芬奈克、艾希堡、哈达马尔、佐恩施泰因、哈尔特海姆等，其中贝恩堡一家就处死了5万多名犹太囚犯。

　　至于劳动营，犹太人生活在这里也并不意味着生命有了保证。其实，纳粹分子只是出于劳动力紧缺，才暂时放过他们，对其执行慢性的处决——让超负荷的苦役、营养不良、寒冷与瘟疫在无形中夺取他们的性命。一旦他们的使命告终，他们随时会被党卫军拉去枪毙或驱赶进毒气室。《辛德勒的名单》中的主人公奥斯卡·辛德勒所拯救的1 200多名犹太人，就是波兰普瓦绍夫集中营中的犹太劳工。1943年秋冬，该劳动营被纳粹当局解散，并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绝大部分犹太囚犯面临被送进毒气室的危险。

　　在上述各个集中营、劳动营和灭绝营当中，对于揭示纳粹分子丧尽天良和人性泯灭的众多罪恶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在上万个各类集中营中，奥营囚禁犯人的规模是最大的，每天有18万—25万名囚犯在这里生活(其实是在受罪)，到1944年夏最盛时，高达43万人以上；它杀害囚犯的数量是最大的，是唯一一个杀人逾百万的灭绝营。(“二战”后，波兰和苏联的官方报告曾认定，马伊达奈克集中?营—?灭绝营杀害了150万名囚犯；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波兰在内的欧洲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数字明显偏高；该营遇难人数估计只有50万上下。)它处死犹太人的方式是最为骇人听闻的，它折磨囚犯的手段是最惨无人道的，它给予囚犯的生活待遇是最为恶劣的，因此奥营中囚犯的残存率也是最低的，大概只有3%—5%。这不仅低于设在德国的各个集中营，也低于设在波兰和其他占领国的集中营。相比之下，马伊达奈克、格罗斯-罗森、施图特霍夫等设在波兰的纳粹集中营，杀人规模均未突破60万。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希姆莱根据党卫军驻波兰弗劳茨瓦夫地区最高司令官兼保安警察管理局局长艾利?希·?冯·戴姆·巴赫-杰列夫斯基于1940年2月的建议而批准兴建的。

　　奥斯维辛集中营位于波兰的上西里西亚地区小镇奥斯维辛附近，总面积15平方公里，东北距华沙200多公里，距古都、第二大城克拉科夫只有30多公里。它地处维斯瓦河上游，一面靠山地，三面都是开阔的平原。这里交通便捷，是西欧通往东欧的道路交会处，有铁路通往欧洲各主要国家，便于纳粹实施放逐各国犹太人到集中营的罪恶计划。然而，这里的自然环境又恶劣到极点：春秋两季连日里刮着大风；夏天浓雾弥漫，酷暑难当；冬天严寒刺骨，滴水成冰，气温低到零下20多摄氏度。流经奥斯维辛的维斯瓦河区段的河水已被严重污染，河中密布有毒的化学物质，使得河水与附近的空气均被毒化。前集中营囚犯奥托·克劳乌斯战后回忆当时的生活环境时，如此这般地描写道：“比克瑙(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二分营)位于沼泽地带中，气候恶劣，死神在那里到处向人们招手，疟疾、伤寒、痢疾及其他疾病无情地折磨着骨瘦如柴的囚犯们。重病人遭受着高烧的折磨，却哪儿也找不到可以饮用的水。酷暑季节，蚊虫云集，包围着奥斯维辛沼泽群。从早到晚，整个地区都被沼泽中升腾起的蒸汽笼罩着，蒸汽中还包含着焚尸的恶臭气息和焚尸场烟囱冒出的浓烟。囚犯们穿着木鞋，不时陷入泥泞的淤泥中，耗尽他们最后的一点体力。”1941年2月，比克瑙分营动工前夕，希姆莱派遣德国大学教授、工程博士岑卡尔前来奥斯维辛化验水质。岑卡尔于同年3月26日写的书面报告提出，奥斯维辛集中营所使用的水水质极差，不但不适于饮用，就是连洗漱也不宜。党卫军驻奥斯维辛守备部队长官处为此下发命令：奥斯维辛的水质和空气都有害于健康，因此禁止党卫军官兵饮用未经煮沸的水，也不得用此水洗涤，以免引起严重疾病。尽管如此，纳粹当局仍然坚持在这里建立集中营，其险恶用心不外乎就是尽快加速囚犯们的死亡。

　　1940年4月，正在达豪集中营任职的党卫军上尉鲁道夫·霍斯，因工作成绩显著，被希姆莱提升为即将成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他的班底包括：从克拉科夫党卫军骑兵队中调来的一批官兵，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要来的几十个德国刑事犯，当地的纳粹占领当局拨给他的200名犹太劳工。不久，以当年奥匈帝国时期的一座火药库的20间平房和前波兰烟草公司下属的一家分公司的建筑为依托，霍斯及其下属开始在奥斯维辛镇外围的扎索拉区兴建这座后来闻名全球的杀人魔窟。两个月后的6月14日，第一列载着728名波兰政治犯的列车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为最初的囚犯。一批党卫军中下级军官也到此担任各级管理人员，守备部队也扩充到上百人。同时，纳粹地方当局开始迁移当地居民，1940年11月，扎索拉区的居民全被迁出，巴比迪、布达、雷斯科等远近村庄的居民也被陆续迁出。

　　根据中央保安总局的规划，维斯瓦河与索瓦河河汊地带大约40平方公里的大片空间，都属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范围之内。继1940年夏天接见霍斯后，希姆莱又于1941年3月第一次视察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全面巡视了集中营与邻近地区后，他指示霍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面积应扩大，以便能够关押3万人；还要在通往比克瑙的铁路两侧建造一座能够关押10万名苏军战俘的新集中营，这个新营要远离奥斯维辛镇。1941年10月，工程博士汉斯·卡姆勒率领的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三处的一批官员来到奥斯维辛。汉斯提出，要在比克瑙建造一座足以容纳20万战俘的大型集中营。计划中的大集中营立即动工，比克瑙铁路两侧的庄园全被拆毁。这个新营包括三个营区，整个可以容纳14万人；第四个营区未及建成，计划容纳6万人。奥斯维辛地区的集中营经过不断扩建，到1943年已经容纳了3万人；而比克瑙分营已经关押了15万人。杀人规模的不断扩大，要求集中营当局继续扩建。到战争结束，奥斯维辛已经包括主营(又称1号营)、比克瑙分营(又称2号营)、布纳分营(又称3号营)。此外，主营还管辖着另外39个卫星营，遍及上下西里西亚的广大地区。

　　奥斯维辛主营里驻有集中营长官处、管理处，党卫军司令部、政治部，医学试验中心以及为德军服务的军工企业。2号营的主要职能就是杀人，其主体部分是使用现代化技术杀人和焚尸的焚尸场。它下设几个支营——雷斯科蔬菜营、哈尔麦策养禽营、布达农业营和化学试验室，还有主要供对囚犯进行绝育手术和其他人体试验的医院。3号营主要由一系列化工企业及相关化学、药品试验室组成；它也设立了一些小型集中营，囚犯们在此进行合成汽油、人造橡胶、水泥的生产，并从事建筑和采煤等劳动。
一、毒气室——吞噬犹太人生命的基本手段
奥斯维辛集中营最令囚犯和外界犹太人胆战心惊的是号称“死亡工厂”的毒气室和焚尸炉。使用毒气大规模地杀害重病人和犹太人，这并非奥斯维辛的专利，也不是其他集中营的发明。因为早在1939年底，T-4行动的医生护士们就已经在打着医院和疗养院招牌的“处决中心”，使用毒气杀害病人了。被结果的受害者人数以万计。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灭绝营不过是借鉴了“处决中心”的经验，并进一步扩大规模，改进技术而已。奥斯维辛的特色在于，它用来灭绝囚犯的毒气，不是“处决中心”使用过的造价比较昂贵的一氧化碳，也不是特列勃林卡等几家灭绝营使用的汽车废气——它杀死囚犯的速度太慢，而且性能不够稳定，它所使用的是一种名叫齐克隆-B的氢氰酸类杀虫剂，经反复试验证明，它兼具杀人快速和成本低廉的优点。

　　齐克隆-B是一种用剧毒剂氢氰酸加工成的化学制剂，主要用于杀虫，形状呈黄豆大小的晶状体颗粒。在高温、潮湿的条件下，它能够将所含的高浓度的氢氰酸成分迅速分解释放；而氢氰酸是一种极为快速高效的毒剂，在1公升空气中只要含有0　12毫克，人体吸入即可致死。氢氰酸一经被人吸入，便能迅速破坏人体内的发酵作用，使红血球不能供氧，造成窒息而死；它同时还能导致并发头晕、呕吐、神经中枢损坏。如果空气中氢氰酸的含量较高，人体一经吸入就会立即死亡。大量向纳粹集中营供应齐克隆-B，可以给原本生意并不红火的杀虫剂生产厂家带来丰厚的利润。因此，他们积极参与了纳粹集中营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罪恶活动。向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奈克等集中营提供齐克隆-B的生产企业是总部设在德国拿骚的德国杀虫剂有限公司(简称为德格奇公司)。1942—1943年该公司向奥斯维辛集中营提供的齐克隆-B由7 479公斤迅速增加到12 174公斤，从中所获纯利也从45 736马克增长到127 986马克。

　　1941年夏，受艾希曼派遣去特列勃林卡灭绝营考察大规模毒气杀人的霍斯，总结了克里斯蒂安·维尔特、鲁道夫·朗格等毒气专家使用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毒气杀人的经验教训后，决定在第三帝国范围内率先使用齐克隆-B。他于同年9月3日，委派其副手党卫军上尉弗利奇，在主营11号囚室进行首次试验。试验受害者是从医院里挑出的250名波兰男性重病人，还有政治部送来的600名苏军战俘。当他们全部被押进11号囚室的地下室后，刽子手们密封上窗户，从门口直接往室内投入齐克隆-B晶体。24小时以后，一名党卫军士兵戴着面具走进室内观察，他发现仍有少数人还活着，便再次投入齐克隆-B晶体。又经过3个小时，所有的受害者才尽数死去。从此，11号囚室的地下室，也就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个死刑毒气室，大规模屠杀苏军战俘也从此开端。霍斯对试验结果并不满意，他要求部下继续提高杀人的效率。至于改进的情况，霍斯4年后在纽伦堡法庭受审时有所交代：“后来有一次对900名苏军战俘的毒杀……那是在第一次试验后不久，在原先的焚尸场陈尸棚内进行的。当运送苏军战俘的军列到站，战俘们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我们临时在陈尸棚的天花板上凿开几个小孔。战俘被分成几批，安静地走进去，他们以为要接受一次例行的消毒。最后一个战俘进去之后，沉重的门在他身后严严实实地关闭了。接着，一个党卫军士兵通过天花板上的小孔，把氢氰酸晶体投了进去。当我们往室内撒毒剂时，从陈尸棚里传出一阵阵喧哗声。几个战俘叫喊起来：“毒气，毒气”，接着听见恐怖的喊声，战俘们猛烈地撞门……几个小时以后，门才被打开。”此时，900名战俘全部变成了僵硬的尸体。霍斯承认，这是他头一次见到这么多人被毒剂毒死的场面，但他感到“工作上的满足和欣慰。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开始更大规模地灭绝犹太人，而当时不论是我还是艾希曼，都在为此事发愁；直到那时，我们都还没有找到能够大规模处决囚犯的好办法。我们曾设想，要大规模处决犹太人，最好使用某种毒气，而不采用枪毙的办法。但采用何种毒气，具体使用何种办法，我们还不清楚。这次试验使我们明确了应该使用的毒气与使用它的具体办?法”……?此次试验使用的陈尸棚随后变成主营的第二座毒气室。1942年夏天比克瑙的现代化毒气室尚未运转之前，这两座由囚室或陈尸棚改建的毒气室，曾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以后，霍斯又下令在比克瑙分营建立了两个由木板房改建的毒气室。经过技术改进，到1942年春，这4个毒气室均已达到在15—30分钟内杀死所有入内的受害者的水平。由于杀人规模相对有限，无须大型焚尸设施，故此直到1941年底，奥斯维辛主营才建造成第一座焚烧毒气受害者尸体的焚尸炉。

　　1942年夏天，希姆莱亲抵奥斯维辛主营视察，杀人规模从此大上档次。希姆莱批评奥斯维辛主营的毒气室过于简陋，大坑焚尸实在原始；他严令霍斯尽快建立现代化的大规模杀人设施，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高潮。根据帝国司令官的指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行政、建筑两大办公室急忙投入力量，加班加点地进行部署。他们挑选了德国艾尔富特市的托普夫父子公司作为供应厂家，由它承担在比克瑙分营建造4个特大型毒气室和焚尸炉的项目。根据苏联方面缴获的党卫军总部建工局的档案材料(奥斯维辛集中营自身的档案材料在其撤退前，已全部被销毁)，人们可以知晓这笔生意的订货情况：艾尔富特托普夫父子公司受托于1943年2月12日致电奥斯维辛集中营建筑管理处，事关第二集中营(比克瑙分营)安装焚尸炉。“贵方2月10日来电收?悉……?我们再次收到贵方要求提供5座三层焚尸炉的订货单，其中包括两座运送尸体的电动升降机和一座运送尸体的双层升降机。列入订单的还有一座以煤气为燃料的加热设备和一座清除骨灰的设备。贵方应交付3号焚尸炉的全套设备。我们期待贵方即着手建造上述机器和设备，设备务必于1943年4月10日投入使用。”然而，远水不解近渴。订货合同未及签字，从1942年3月起，运送犹太人的火车一列又一列地开到比克瑙。主营和分营的4间毒气室、一个焚尸场很快就显得不够使用，集中营当局于是采取应急措施，将分营内一座桦树林旁的两家已搬迁的农舍改造为毒气室，即后来的1号库和2号库。在这两座农舍之间修建了两间脱衣室。这两所农舍外面，则圈起高高的围墙。这样，又设置了4间毒气室，共可同时容纳2000人。为了遮人耳目，防止被处决的囚犯看穿真相，奋起反抗，集中营当局千方百计巧加掩饰：毒气室的正面立着一块大招牌，上面写着醒目的大字：消毒站。毒气室的入口则挂着通往淋浴室的牌子。党卫军刽子手们还假惺惺地发给每个囚犯小块肥皂，嘱咐他们千万别弄丢存衣柜的钥匙。如此，杀人的秘密往往能保持到最后一刻，囚犯们100回会有99回顺顺当当地走进“淋浴室”。当时，比克瑙还不通火车，待处决的男女老少犹太人，要靠卡车运到比克瑙。卡车在更衣室前面一停稳，几十个党卫军士兵就把犹太人立即赶下车，并告诉他们必须进行例行的消毒。随后，男子、妇女、儿童被分别领进更衣室或桦树林去脱光衣服，最后是一丝不挂的人群无一例外地走进“淋浴室”。如果有些犹太人，特别是害羞的少女，拒绝脱衣服，就会遭到枪托驱赶或狂吠不止的大狼狗的威胁。为避免犹太人可能的反抗，党卫军命令男子先进毒气室，抵抗力较小的妇女最后进入。这样，刽子手们关闭毒气室的大门时，就不会有什么障碍。关门、封窗之后，一名专司此业的党卫军士兵，就熟练地遵照命令，把足够的氢氰酸颗粒从投毒孔扔进去。犹太人在室内一般会喊叫、哭号、呻吟10分钟，半小时以后打开大门时，无论如何也见不到活人了。门一打开，特别工作队的囚犯就开始投入紧张的工作，把受害者的尸体全部拖出来，送往远处的焚尸坑内焚烧；用高压水龙冲掉地上和墙壁上的血污和粪便，再喷洒香水，把一切又恢复为“淋浴室”的样子。根据战后在焚尸场工作的一些战犯交代，灭绝犹太人的全过程——从把他们带进脱衣室，到毒死他们，拖走尸体，清理毒气室，总共需要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每次被运到的两三千犹太人，在半天内分做两批，就可以并不费力地被消灭掉。即使如此高效的屠杀速度，仍不能为希姆莱所接受，他依然一再催促特大型灭绝设施尽快完工。

　　1942年秋天，计划中的现代化杀人工厂破土动工。依照合同，该项特大工程由托普夫公司负责承建，主要由集中营囚犯组成的建筑队负责施工。该项工程的平面图和施工计划是奥斯维辛主营的建筑办公室绘制、提供的，技术图纸早在1937年即已绘制完毕。这充分证明，纳粹高层领导集团灭绝犹太民族的罪恶由来已久，他们早就在暗中组织各方面的杀人专家和技术专家，极为详尽地制订了这项种族灭绝计划。　1943年春夏，被集中营当局命名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号焚尸场的4所附设毒气室的超大型焚尸场相继投入使用，比克瑙于是变成一座完全按照现代化方式建筑并附以精细装饰特大型杀人工厂。其中，第二、第三号焚尸场靠近囚舍，四周用高压电网与囚舍相隔开；第四、第五号焚尸场则被一大片高大茂密的白桦树所环绕，外界人们的视线老远就被挡住。前两座焚尸场各有两个地下室，其中一座较大一些，充当脱衣室，有时也临时充做停尸室。更衣室犹如一个大厅，它的墙壁被粉刷得一片雪白。大厅中央每隔4米立起一根水泥支柱，支柱四周和四面墙下摆着不少条凳，条凳上方设有写着号码的固定挂钩。墙上用德、英、法、俄四种文字写着“肃静”的字样。在出入口的上方也有“消毒站”、“淋浴室”等字样。与更衣室相毗邻的就是伪装成淋浴室的毒气室，它比更衣室面积小一些，室内装有不少淋浴喷头，房间中央除去水泥支柱外，另有两根用铁丝网裹着的铁管。这两根铁管四周钻上许多小孔，一直通过屋顶伸向院子的地面。出口处装上了封闭阀门，党卫军士兵从阀门将氢氰酸颗粒投进毒气室。第一、第二焚尸场各有两间毒气室，每间均能同时容纳2 000人。毒气室内设有通往焚尸场的双扇门，门后装有升降机，以便把受难者的身体就近送到焚尸炉。焚尸炉设在焚尸场内一座楼房的一层。第二、第三焚尸场设有15座三级台阶式的焚尸炉，一级是鼓风，二级是炉膛，三级上设有砖棚，炉箅上面可同时放入3具尸体，20分钟之内即可烧成骨灰；炉口由沉重的铁门关闭。第四、第五号焚尸场比前两座面积稍小，每座设有3个毒气室8个焚尸炉，以后又增设了第四个毒气室。这4个毒气室分别可以容纳1 500人、800人、600人和150人。以上4个焚尸场拥有的各个毒气室，总共可以容纳15 000人，5—10分钟即可把他们尽数杀害。此外，第一、第二号库的使命也在继续，被送到这里的犹太人，被党卫军用皮鞭和枪托，再加上狼狗，驱赶进毒气室。他们的尸体也是送到焚尸场火化。

　　受害者的尸体被焚化以前，还要经过一道处理手续：妇女的头发被剪光，镶有金牙者的金牙则被囚犯中的牙医拔下来，交到焚尸场里特设的黄金熔化室。

　　比克瑙各个焚尸场中还设有尸体解剖室和死刑执行室。前者显然是供集中营内外的纳粹医生们进行科研之用。借调到比克瑙分营帮助党卫军医生进行“特别行动”的医生克莱默，经常到这里寻宝，趁尸体尚未僵硬，剖开腹腔，取走心脏、肝脏、肾脏以及子宫、卵巢，从而解决了在原单位多年解决不了的难题。后者则是为对付那些觉察到纳粹的杀人阴谋并敢于进行各种抗争的犹太人。刽子手最害怕他们揭露毒气室的真相，往往好言相劝，甚至做一些小的让步，避免他们扩大事态；再把这些人迅速带到行刑室进行“解释”，在这里用发声较小的手枪杀害，以免自己的阴谋为更多的受害者知悉，进行鱼死网破的暴动。这样的暴动，在比克瑙的焚尸场内确实发生过，而且不止一次。

　　1944年春天，为了实施对匈牙利犹太人的空前规模的大屠杀，加快毒杀和焚尸的进度，集中营当局不仅进行了上述硬件方面的安排，对焚尸场负责人也进行了调整：他们把对元首忠心耿耿的党卫军小队长奥托·莫尔派来担任比克瑙四大焚尸场的总负责人。他是个典型的纳粹狂热分子，奉行的座右铭如下：“命令就是命令，必须绝对服从。”即使是元首命令他烧死自己的妻子儿女，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即照办。由于他对在焚尸场工作的囚犯和即将被送入毒气室杀害的男女囚犯异常的凶狠、残暴、粗野，囚犯们在暗地里都称他为“魔鬼”。他几乎没有常人的嗜好：喝酒、抽烟、嫖女人、去教堂礼拜……人们见到的只是他无时无刻地肆意杀人。然而，说他全无嗜好也不是事实，至少他经常饶有乐趣地从事三样勾当：第一，是想方设法地把人活活烧死。他刚一接管焚尸场，就对焚尸工作进行了大胆的更新，命令除使用原有的焚尸方法外，还要在场区内的空地上挖许多大坑，以便在焚尸炉不够使用时马上采用土法焚尸。莫尔的嗅觉还很灵，没有多久，3个月内被纳粹医生们挑选出来准备处死的匈牙利犹太人就达到40万人的空前纪录，有时医生们一日内竟必须进行5次挑选，接受检查的犹太人数高达两万多，以至于一些从事挑选的纳粹医生抱怨说，他们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当源源不断的匈牙利犹太人行列走进比克瑙的八大毒气室时，奥斯维辛创下每天毒死16 000人的纪录，是1943年同期焚尸数量的4倍！而焚尸场即使24小时连轴转，至多也只能烧掉8 000具尸体。于是，莫尔的焚尸大坑立刻火势熊熊，浓烟滚滚，成百上千具尸体被投入其中。莫尔积极主动地为司令官分忧，他把相当一部分等待进毒气室的候选者，分流到烟火弥漫的焚尸大坑旁边。对身强力壮的中青年，莫尔及其部下进行排枪扫射。把他们解决以后，再把那些走向焚尸场的步履蹒跚的老太太和幼儿，和颜悦色地请过来，或用糖果把他们引诱过来，待他们靠近了焚尸大坑，他便一把抓住他们，推入或抛入坑中，然后双手叉腰地站在一旁，欣赏他们垂死的惨叫。有时，他在集中营内发现了一些被纳粹医生进行了绝育试验后丧失了生育能力的年轻女囚，因为身体受到X光强辐射或宫内反复注射的严重摧残，体质明显下降，变得周身伤痛，软弱无力，步履蹒跚。没等医生作出生死判决，莫尔就以分配轻工作为诱饵，主动把这些人骗到焚尸场，凶残地把她们一个个地推入火坑。在一阵脂肪被烧化的唧唧声中，少女们怀着满腔悲愤，化作缕缕青烟。第二，莫尔骨子里是一个淫虐狂。他多次命令几百个犹太妇女同时在自己面前一起把衣服脱光，待他过足了“裸体艺术”的欣赏瘾之后，再把她们推进毒气室。谁要是对他的欣赏加以拒绝，他就以皮鞭、棍棒和狼狗迫使她们屈从自己。第三，他随时会闯进毒气室的前站——妇女脱衣室，把那些年轻美貌的犹太妇女赤条条地拖出来，但不是豁免她们进毒气室的厄运，只不过是变换一下屠杀的手法，笃信纳粹种族卫生信条的莫尔，自然不会强奸被列为劣等种族的犹太妇女，尽管他承认被他挑出来的个个都是美女。这是他精心策划的一次打活靶的“奇妙极了”的游戏：他命令这些少女和少妇在场区内的草地上狂跑，欺骗她们说只要跑足里程即可免死。当她们跑得筋疲力尽，速度越来越慢时，莫尔随即掏出手枪向她们射击，把她们一个个击倒。过一会儿，再穿过一片片血迹，走来猛踢她们的裸体，并向那些还在喘息的妇女补上几枪。饱受他折磨的囚犯们当然不会忘记他，战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审判中，莫尔被判处死刑。一些大难不死的囚犯专程赶来观看行刑，有些人尽管用力地踢他的尸体，还感觉仇恨难消。

　　1944年盛夏，奥营的杀人规模达到疯狂的程度，不仅各个大型毒气室超负荷运转，而且连原来已停止运转的小型毒气室也恢复使用，每天可毒死16 000多人，最多时每天毒死2万人以上。

　　需要提及一下的是，随着被关进集中营的各国囚犯日渐增加，进毒气室也不再是犹太人的“特权”。从1943年春开始，非犹太人甚至德国囚犯，如果身患难以治愈的沉疴，也会被纳粹医生或党卫军男女看守毫不留情地推搡进毒气室。

　　从1941年9月3日纳粹在奥斯维辛主营进行毒气杀人试验到1944年11月1日全面停止使用毒气杀人，刽子手至少杀害了100万人以上，其中90%左右是犹太人，仅1944年5—8月被毒杀的匈牙利犹太人即多达近40万人。据有关文献记载，走进奥斯维辛-比克瑙的各个毒气室而又能活着走出来的犹太人只有一个?人——?她是来自爱沙尼亚的犹太女孩萨拉·罗森鲍姆。

　　二、其他常用的杀人方式

　　毒气杀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局处死犹太人最普遍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其他杀人手段还包括：因劳累过度造成重病或身体极其虚弱的囚犯，怀孕的女囚，尚不能参加劳动的幼儿，被送入集中营医院特设的诊室，由党卫军的医生、护士给他们的心脏内用长针注入致命毒剂，使他们在几分钟内命归黄泉。
　奥斯维辛主营的7号楼名义上是囚犯医院，实际上却是一个经常性地从囚犯中甄别挑选“特别处理”对象的转运站。在此被确定为需要“特别处理”者，除成批地输送到毒气室杀害外，大多数被零星地送进20号囚室，那里设有令许多囚犯心惊肉跳的死刑注射室。凡是到7号楼就诊的病人，一入院就被分成两大类：在纳粹医生看来，经短期治疗即可痊愈重新从事劳动者，编入一组，医生给他们进行真正的治疗。凡是医生认为需要经过长时间治疗方可痊愈者或难以治愈者，编入另一组，送到20号楼的“注射室”进行“治疗”。不过，医生的这种分类相当不科学，因为医生只要求病人脱光衣服，然后在他们身上扫上几眼，根本不进行任何诊断，连体温也不量。采用注射的方法对病人进行“特别处理”，逐个被带进死刑注射室，由党卫军的医生们给他们进行静脉注射。注射用的药剂是30%的苯酚溶液，剂量为致死的10—12厘克。他们改进了杀人技术，用带有超长针头的注射器，刺入受害者的心脏部位进行苯酚注射。从此，接受注射者进入注射室后，就被按在类似牙科手术椅的注射专用椅上，由两名囚犯护士把他的双手分别摁在椅子扶手上，另一个护士用毛巾蒙住他的眼睛，并用力固定住他的头，这时，党卫军医生走过来，将长针用力刺进受害者的心脏，再把针剂推进去。受害者马上就失去知觉，不到一分钟就断气了。注射室的负责人是集中营医官、党卫军少校弗里德里希·恩特莱斯博士。他曾在4天内，用长针注射的手法杀死了300多个病人。平日给病人进行长针注射的主要是两名党卫军医士、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小队长尤塞夫·克莱尔和赫伯特·舍尔拜，辅以三四名德国、波兰的囚犯医生。酷好长针注射的党卫军医士克莱尔，常常认为医生们挑选出来接受注射的病人太少。因而，他在处死所有的由医生们认定应处死的病人之后，还经常到医院去，亲自从候诊的病人群中再次挑选注射对象，即使那些仅仅受了轻伤的病人，也可能被他挑中。来自维也纳的犹太人赫波尔，仅仅因为腹部存在一条切除盲肠留下的疤痕，就被克莱尔送去进行死亡注射。他自己亲口供认的数字即达1 200多人。这种残酷的治疗，使病人把医院视为畏途，他们有时宁可病死，也不愿登医院的大门。1942年7月到1943年2月，是死亡注射的高峰期。每天上午，当班的纳粹医生都要到医院和各个囚室挑选体弱多病的男女囚犯，少时20多人，多时120多人，而且不容拖延，当天必须到20号楼或13号楼的注射室进行注射。为此，集中营药房遵照医生们的要求，每隔几天就要往注射室输送苯酚，每次5—6磅，而对每个病人的注射致死量不过几十毫升。

　　据被迫在比克瑙分营医院担任门格尔医生助手的匈牙利囚犯医生尼斯利揭发，奥斯维辛的刽子手们还有一种经常性的杀人方法：每天晚上挑出70名失去劳动能力的女囚，命令她们逐个脱衣走进诊室进行“体格检查”。她们刚一走进房间，刽子手就用大口径手枪向她们的后脑射击，一枪即可毕命。被这种方法杀害的妇女足有数万人。

　　对于企图逃跑的囚犯和犯有大过的囚犯，则有经常性的枪决和绞刑在等待着他们。

　　对于犯了重罪的囚犯，不分男女，则使用活活烧死的残忍手段。1943年，一个在比克瑙焚尸场工作的捷克籍囚犯泽林斯基，因为向一个进脱衣室的朋友之妻吐露了毒气室的真相，结果非但未能解救这位女士，自己也被五花大绑地抛入焚尸炉。1944年，一位试图逃跑又被抓回的波兰女囚，在自杀未遂后，仍被丢入炉火中化为灰烬。

　　总计被纳粹用毒气以外手段杀害的各国居民在60万人以上。奥斯维辛已成为160万—200万欧洲各国人民的坟墓。1945年1月27日，当苏军解放奥斯维辛主营和两个分营时，总共只有7 600名囚犯还活着(其中比克瑙分营5 000人，内3 000多人是女囚)，而且其中不少人已经奄奄一息。这无疑可以载入吉尼斯纪录。

　　三、入营劳动——缓期执行的死刑

　　当然，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同于特列布林卡那种绝对意义的灭绝营，它在大量灭绝犹太人的同时，又暂时留下为数不少的犹太人服苦役，当牛做马，允许他们筋疲力尽后自然地死去。每当新来到一批囚犯，党卫军的医生就会赶到火车站台上，对他们进行挑选：适合从事繁重劳动的青壮年男女被挑出来排成一队，走向劳役营，经过剃发和消毒、刺上囚犯号码后，发给囚衣入营劳动。而老人、15岁以下的儿童、孕妇、病人、残疾者则排成另一队，走向毒气室内被消灭。被选中准予入营参加劳动者，一般均低于被送往毒气室处死的人数，前者往往只占抵达者总数的1/4到1/3，有时甚至只有1/10左右。纳粹医生对女性劳动能力的要求往往高于男性，有时即使是年富力强的少妇，只要拖儿带女，也会被认为不适合劳动，而被医生赶进走向死亡的队列。即使被纳粹医生送进劳役营，也不意味着绝对安全：医生们一般每月一次到劳役营内进行抽查，发现了因超负荷劳动而体质明显下降者，就随时把这些人带走，补充到下一批走向毒气室的人群中。

　　被纳粹医生准许入营充当奴隶者，过的完全是一种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无怪乎集中营的传令官、党卫军上尉弗利奇(不久以后晋升为主营副司令官)在向新进入劳动营的囚犯们致“欢迎词”时，毫不掩饰地向他们交底：在集中营的生活条件下，“犹太人最多可以活一个月，其他人最多可以活三个月……你们想离开这个地方，那只有一条路，就是从焚尸场的大烟囱中飞上天”。由于女囚的生活、劳动条件往往比男子更差，故此女囚的情况更具有代表性。1943年1月27日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国女政治犯克勒德·瓦扬-古久里，两年半以后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所作的证词，足以勾勒出女囚在该营中的悲惨遭遇：“我是与230名法国妇女同车被押往该地的……230个人当中，只有49人在战后重返法国。一位67岁的老太太，入营4天就因不堪折磨而死去。一位女歌唱家，因为安装了一条假腿，在进行挑选时，立刻被纳粹医生驱赶进毒气室。还有一名年仅16岁的女学生，也很快被摧残致死……到了比克瑙分营，我们被带去进行消毒。我们都被剃光头发，在前臂上刺上囚犯编号；随后又去洗浴，先洗蒸汽浴，再洗冷水澡。当着男女党卫军的面，我们都必须脱得一丝不挂，然后给我们分发了肮脏的破旧衣服，一条粗毛纺的麻袋片似的裙子和一件粗质料的上衣。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后来我们被带进居住的囚舍。屋里没有床，地上只有一块两米见方的铺板，没有草垫，更没有被褥。我们在这样的囚室里熬了好几个月，整夜都难以入睡，9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动弹一下就会打扰别人。凌晨三点半，女看守的号叫声就把我们吵醒了。我们从棍棒的殴打下从铺板上爬起来，被驱赶着去参加集合与点名，连濒临死亡的人都要被拖出去。我们被分成五人一行站队，一直站到东方破晓，在严寒的冬夜中要站到七八点种。如果碰上雾天，有时要站到正午，等待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女看守来点名。她们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人人手持棍棒，随意打人凌辱人。一个名叫热尔梅娜·勒诺的法国女教师，在集合时，竟被女看守打得头破血流。点名之后，才编成大队去上工。我们在比克瑙的劳动主要是清理被拆毁的房舍、筑路，最艰苦、最折磨人的活儿是排干沼泽。这项工作也最具危险性，整天要赤脚站在水里，随时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政治部的盖世太保和男女看守时时刻刻都在监督着我们，随便用棍棒打人，指使狗咬人，很多女囚犯活活被咬死。而那个纵狗咬人的女看守陶贝尔却站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狞笑着。”

　　“妇女落到比克瑙这种地方，致死的原因实在太多了，但主要的原因在于缺乏最起码的卫生条件。我们12 000名女囚仅有一个供水龙头，水还不能饮用，而且时有时无。这个水龙头偏偏又安装在德国女囚的盥洗室里，要通过一道岗哨才能达到。站岗的都是些罪犯出身的德国女看守，她们寻找一切借口拼命毒打我们。因此，对女人来说不可缺少的洗澡和洗衣，在这里几乎是不可能的。3个多月过去了，我们未能穿上一件干净衣服。碰上有积雪，我们就化雪水洗涤；春天来了，我们就在上工路上找个水坑，连洗带喝，洗衬衫又洗裤子，最后还要洗手洗脸。我们渴得要命，由于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两次1/8升的草汤水喝，有的难友活活被渴死了。”
　不要以为进毒气室只是犹太妇女的专利。1943年以来，集中营当局出台了新政策，所有国家的女囚，包括德国女囚中的政治犯，一旦染上重病，同样要被选送到毒气室处死。古久里女士叙述道：“1943年2月5日清晨三点半，整个集中营的人都被叫醒，集中在营区外的一块开阔地上，而平时的集合地点是在营区内。天上下着雪，我们一直等到五点钟，都饿着肚子。突然，随着发出的一声信号，每个女囚都必须一个接一个地穿过一道门。党卫军强迫我们尽力跑快，每个人身上都挨了棍子。那些因太衰老和太虚弱而跑不快的妇女，都被一个个用挠钩钩住，并押送25号囚舍，也就是进毒气室的等候室，女囚们称之为升天之门。这一天，仅我们组就有10个法国妇女被送到25号囚舍。死在25号囚室会比死在其他地方更加恐怖。因为关在这里的都是注定要死的女囚，所以只有当伙房有了多余的残汤剩饭时，才拿过来给这里的女囚吃。这意味着她们可能一连几天也喝不到一滴水。许多党卫军都是些淫虐成性的家伙，比如比克瑙女营的长官赫斯勒、党卫军班长刁巴尔，他们连这些即将死亡的女人也不轻易放过。对这些浑身赤裸的女囚又踢又打，放纵凶狠的狼狗，把她们咬得血肉模糊，则是他们取乐的惯常手段。25号囚室的院子里，经常摆着成堆的尸体。尸堆中间，不时会伸出一支手或一颗脑袋，试图从尸堆中挣扎出来。如果有的女囚擅自去照料关进25号囚室的女囚，一经发现，她们就会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罚——关进25号囚室，成为同样不幸的受害者。法国女囚的地位，在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中是比较高的，享受的待遇尚且如此，那些处于最底层的犹太女囚的命运就更加猪狗不如。法国女囚的居住条件虽然相当简陋，但一间囚室内，毕竟只安排9个女囚住。而比克瑙的犹太女囚们，住的是不经改造的仓库或马厩，一个囚室内要安排1 500—2 000人。许多人因面积过于狭小，夜里根本不能躺下，只能缩成一团地坐着。如果像法国女囚那样，每天每人得到两次草汤，她们必定会欢呼跳跃，因为她们?1 000?多人每天只能得到一桶水，连喝带洗都用它。她们每天不管犯不犯过失，也会遭到鞭打，党卫军为的是让她们不要忘记自己是犹太人。她们的劳动时间更长，劳动强度也更高。一旦患上疾病，她们没有权利去医院就诊，也不敢求助于纳粹医生，他们正巴不得发现有病的犹太人，以便随时对她们进行特别处理，也就是送进25号囚室等死，或带到20号囚室接受心脏注射。因此，患病的犹太妇女只能强忍苦痛，继续劳动，直至筋疲力尽毙倒在地。由于她们是种族灭绝的重点对象，根本就没有生育的权利。不到出现临产前的阵痛，党卫军女看守绝不会准许她们中止劳作。婴儿出生后，平时根本不在囚室露面的党卫军医生护士，就闻讯赶来，但他们不是来照料产妇，而是来给婴儿注射毒药针的，这是他们的一项必须履行的职责。遇到喜爱恶作剧的纳粹护士，婴儿的命运就更悲惨，她会把婴儿放到一个僻静无人的房间，听任婴儿活活饿死或冻死，或者把婴儿送到焚尸场的恶魔奥托·莫尔那里，由他把婴儿抛入火势熊熊的焚尸炉。碰上门格尔这样的杀人医生，生孩子也足以构成死罪，产妇只剩下进毒气室一条路。因此，不少临产的犹太孕妇往往横下一条心，宁可由同情她们的女囚医生秘密做人工流产，也不愿让无辜的胎儿到世间活受罪。”

　　负责维护集中营的恐怖统治、镇压囚犯反抗的职能机构是政治部。它是盖世太保的派出机构，设在奥斯维辛主营。政治部主任是奥地利的纳粹分子马克西米连·格拉布纳，他和属下卡杜克、勃格尔、布罗德、霍夫曼、胡斯台克、拉赫曼、维南德等十余人，个个都是对囚犯如狼似虎的杀手和恶棍。政治部的第一项日常工作就是执行死刑。主营10、11号楼之间的一大片空场被辟为专用行刑地。每天，政治部人员都会把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苏军战俘、政治犯、企图逃跑或其他犯有重罪的囚犯从牢房带到这里，执行枪决。有时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尤其是对试图逃跑又被抓回者，要在全营进行大点名时，把他们公开绞死。其次，是对犯有过错的囚犯进行刑讯。他们实施的刑法五花八门，据格拉布纳战后在克拉科夫法庭交代：根据集中营司令官霍斯的命令，政治部在进行审讯时，经常使用如下刑罚：

　　1.荡秋千。即绑住囚犯的双手，然后让囚犯蜷曲起双腿，再把捆绑的双手放在上面，在腰窝和双手之间穿一根竹竿，让囚犯头朝下摇晃，同时用鞭子和木棍抽打。

　　2.摧残男女囚犯的生殖器。用长针刺入他们的睾丸，或者狠命地踩睾丸；对于死不吐口的囚犯，就干脆踏碎睾丸，使他们在难以忍受的巨痛中死亡。对女囚，则把作用强烈的坐药，塞进她们的阴道，叫她们领受近似下地狱的滋味。

　　3.灌水。握住囚犯的鼻子，强行往嘴里灌水，经常要灌进10公斤一桶的水。同时，对其进行抽打。

　　4.骨折。即打断囚犯的肋骨、颔骨。

　　5.关入地牢。所谓地牢，其实只是一个烟囱型的特殊建筑。里面暗无天日，不见一丝光线。由于空间极为狭窄，囚犯们只能站立或蹲着，而无法躺下。看守们不提供任何饮食，囚犯们饿得发慌时只得吃食死去难友的尸体，最后仍不免一死。

　　培养卡波，也是政治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所谓卡波，即是卖力地干活，同时又能模范遵守集中营各项纪律甚至甘心充当纳粹分子走狗的囚犯。一旦获得政治部的认可，给他们带上黄色臂章，他们立刻就获得监督、拷打、折磨甚至杀害其他囚犯乃至自己同胞的特权。他们的特权还在于可以蓄长发，完全不参加劳动，饮食也比一般囚犯的标准高10倍以上，非犹太人的卡波甚至经允许后，可以进入焚尸场的女脱衣室，挑出犹太美女，供自己发泄兽欲后，再把她们推进毒气室，或者进入供党卫军一般士兵有权进入的营中妓院享乐。一经尝到甜头，卡波们就以加倍的忠诚来回报主子，折磨囚犯的招数，无所不用其极。战后不少幸存的囚犯证实，对于捅娄子的囚犯而言，落到卡波手里甚至比落到党卫军手里更惨。卡波对有过失囚犯的惩罚办法包括：

　　1.最轻的过失也要打25鞭子；

　　2.过错较重的囚犯送进惩罚室，最终的结局往往是死亡；

　　3.不给发全份伙食，整夜拷打，使之无法睡觉，患病也不准治疗；

　　4.罚女囚裸膝跪在棱角尖锐的碎石上，双手各举一块大石头，而且必须高高举过头顶，稍一弯动，就会遭到一顿毒打。

　　通过卡波制度，纳粹分子既分化了囚犯营垒，又给自己培养出一批得力的走狗，从而加强了对各个囚犯的监管，在集中营的各个层面安插了耳目。

　　政治部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对广大囚犯队伍进行监督，制止其逃跑、抗争、怠工、建立地下组织，严防囚犯和内部工作人员泄露集中营的各项秘密。他们以威逼利诱的种种手段，在主营、两个分营和39个卫星营中，布下一张特情密探网，在各国囚犯、雇工乃至党卫军男女看守中都安插了耳目，日夜监视着全营各方面人员的一举一动，盖世太保的影子可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每天，盖世太保指挥的巡逻队24小时乘坐汽车或摩托车往返巡逻，随时搜查他们认为可疑的囚犯，并禁止男女囚犯、各营舍之间的囚犯、不同民族间的囚犯进行接触和串联。为了更加直接、密切、及时地监督、跟踪不轨行动，盖世太保采用各式各样的卑劣手法，收买囚犯中的败类充当奸细，破坏了不少酝酿中的抵抗斗争。不过，一旦内奸的身份被囚犯们揭破，他们的主子马上就会打发他们进毒气室，丝毫不手软。尤为阴险的是，盖世太保为了侦破某些重大案件，往往屈尊冒充囚犯，穿上破旧的囚衣，故意让同伙把自己打得鼻青脸肿；进入囚室以后，就大骂卡波和看守，引来他们把自己痛打一顿，以骗取囚犯们的信任。果然，有不少缺乏对敌斗争经验的囚犯上当，他们甚至在走向刑场的前夕，把埋在心底多年的机密，吐露给这些伪装成勇士的险恶敌人。 

　　四、以“劣等种族”代替豚鼠进行惨绝人寰的医学试验

　　在奥斯维辛等集中营，纳粹医生还允许一些年轻的犹太男女、吉卜赛人和非犹太政治犯不从事苦役，也不杀死他们，但他们的命运却往往比迅即被毒杀者更悲惨——他们将像试验用豚鼠一样，被纳粹医生和专家、教授们多次进行活体试验。即使在惨无人道的手术中没有因难以忍受的痛苦死去，也往往会在失去试验价值后被杀害，或者枪杀，或者驱入毒气室。就算极少数幸运者苟全了性命，也必然会变成终身残废或至少丧失掉生育能力。

　　根据主管部门——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的指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男女囚犯，可以由全国的纳粹医务工作者共享。医生们只要向集中营当局支付6—15马克，即可任意支配一名健康的男女囚犯的生死。这样，在奥斯维辛主营以及比克瑙、莫诺维茨分营的医院和手术室，经常有数十名党卫军或大学、研究所的医生或科研人员，利用男女囚犯的身体和各种器官进行名目繁多的残酷试验。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医生和科学家进行活人试验的最大场所，战后据纽伦堡国际法庭确认，这里至少进行过21种医学科学实验：1.从女囚的子宫颈上切下人体组织，直至切除掉子宫颈甚至整个子宫；2.借助专用特殊器械通过高压将一些未经试验的新制剂注射进女囚子宫内，从而对其子宫和输卵管拍摄X光照片，然后进行性器官功能检查；3.对年轻女囚的盆腔照射超大剂量的X光射线，以后并摘除她们的两侧卵巢；4.子宫颈癌细胞接种试验；5.腹腔局部炎症手术；6.对年轻犹太男子进行睾丸部位X光超大剂量照射，并切除睾丸；7.根据法本、拜尔等德国化学公司的要求，将多种新药和新型化学制剂注入年轻女囚体内，观察其反应，研究相应的完善办法；8.在男囚的腿部皮肤上使用化学刺激试剂，造成人工溃疡和发炎性肿瘤试验；9.强制遭受绝育试验的男女同健康的异性囚犯进行性交，以检测绝育手术的成效；10.人工剥离活人的皮肤；11.人工传播疟疾；12.人体高压仓负压试验；13.被冷冻人体的回暖试验；14.人工受孕试验；15.人体心脏对酚类药物的反应试验；16.制作人体医用标本；17.化脓性蜂窝组织发炎的人工培养；18.孪生儿童的测量与研究；19.强制性改变性别试验；20.人体皮下注入煤油的敏感性试验；21.眼球颜色变色试验。其中最大宗的一项医学试验是强制绝育。以德国著名妇科专家卡尔·克劳贝格为首的一批纳粹医生，受希姆莱的委托，旨在发明一种经济、便捷的女性绝育方法。他们以进行常规的妇科检查为由，骗取了大批女囚的合作。随后使用一种超长的注射器，将一种效果尚不肯定的溶液，通过宫腔强行注射到她们的输卵管内。这种溶液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它是借助腐蚀输卵管内壁造成堵塞引起绝育效果的，因而，承受这一试验的众多犹太妇女遭受到极疼痛的侵袭，有的人还因医生的草率形成的宫腔创伤，导致大出血而死亡。战后，据一名曾为克劳贝格医生服务过的党卫军小队长回忆，在他任职期间，每周都要从克劳贝格医生工作的奥斯维辛主营10号楼内，运走几具已被解剖过的女尸送往焚尸场烧掉。德国化工巨头法本康采恩也没有放过奥斯维辛的廉价囚犯。他们与集中营的党卫军医生、药剂师勾结起来，利用女囚的身体试验种种正在开发的新药。服务于这一宗旨，纳粹药剂师克劳修斯给200名苏军女战俘，注射了比正常剂量高十几倍的荷尔蒙，此举使这些姑娘的内分泌功能发生严重紊乱，几天内就在极度痛苦中全部死去。正在实习中的党卫军医生和德国医学院校的学生，也纷至沓来，任意截下囚犯们的肢体和内脏，摘除女囚的乳房、子宫和卵巢，以便使自己的技能迅速提高。

　　其实，集中营中的囚犯早已一无所有了。一到奥斯维辛的站台，他们所携带的一切物品即被强行夺走。获准留下的工作者，被榨干全部血汗。他们的人格与尊严，根本无人考虑。不但被看守们打来骂去，还被强迫吃掉别人的粪尿。更有甚者，一些党卫军别出心裁地搞“人狗结婚”，即唆使受过特殊训练的大型警犬，对三四岁的茨冈女孩进行强暴。不仅如此，恶棍看守还强迫女孩的母亲到现场观看。

　　即使对被大批处死的犹太人的尸体，敲骨吸髓的纳粹分子也还要进行最后的掠夺：妇女们的长发被剪下来，编制成绳索或坐垫；人皮被纳粹艺术家精心剥取下来，制成各种艺术精品；死者的金牙被拔下来，回炉炼制为金砖或金条；身体遭火化后留出的人油，被无孔不入的专家加工成肥皂；甚至被害者的骨灰，也被刽子手们碾碎，作为肥料廉价出售给德国农场主。

　　集中营的囚犯被人为地分成八大类，各自享受不同的待遇。德国人是第一类，北欧各国人属于第二类，法国人属于第三类，巴尔干各国属于第四类，俄罗斯人属于第五类，吉卜赛人属于第六类，犹太人属于第七类；原本只有这七类。1943年9月以后，纳粹当局又把背叛了自己的意大利人列为最底层，以示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