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如何看待同性恋

  在现代社会中，同性恋也不是什么奇闻了，现在大多数都能接受包容同性恋。但是在中国古代呢？古代毕竟思想比较封建迂腐，对于同性恋他们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不论中西，史料对同性恋的记载，都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决定性取向的基因必定非常古老。在古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宙斯不但与姐姐赫拉有不伦之恋，还化为雄鹰，将放牧的美少年伽倪墨得斯掳到奥林匹斯山欢爱。而同时期的中国先秦时代，也诞生了“龙阳之好”、“分桃之爱”等脍炙人口的同性恋故事。

  西汉是同性恋特别引人注目的历史时段，因为刘氏皇室似乎有着遗传性的同性恋取向，从高祖刘邦到哀帝刘欣，几乎每一代皇帝都有男朋友，如高祖有籍孺，惠帝有闳孺，文帝有邓通，景帝有周仁，昭帝有金赏，武帝有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有张彭祖，元帝有弘慕，成帝有张放，哀帝有董贤……

  到了魏晋六朝时期，士林放浪，男风从皇室蔓延至整个士大夫阶层。《宋书·五行志》载：“自咸宁、太康（公元3世纪）以后，男风大兴，炽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贵胄孤寡女眷尤甚，或是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南朝士大夫为了同性之恋，不惜与妻子离婚。

  唐宋时同性恋风气略有收敛，但晚明以降男风又复炽，据晚明学者谢肇淛的记述，“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今复稍雄张矣，大率东南人较西北为甚也。”自武宗朝之后，明代士大夫对男色趋之若鹜，以狎优伶、养娈童、玩男妓为时髦生活，群起效尤。时人谢肇淛说：“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意思是说，男人狎男人，法无禁止，比嫖娼便宜，妻子对此又不吃醋，所以男风便流行起来了。

  明清时期的名士还视男风为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如晚明文人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自谓：“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坦然将“好娈童”列为自己的人生爱好之一。清代的郑板桥也在《板桥自叙》中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完全没有“出柜”的心理压力。

  从风流名士敢于公然炫耀自己的龙阳之癖，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同性恋行为的宽容。我们都知道，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将同性恋当成罪，并明确提出“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中国社会则从未有过类似的观念与立法。当欧洲人对同性恋者处以死刑时，传统中国也从未发生过对同性恋者的迫害。

  检索中国历代立法，可以发现古代政府对同性恋行为的干预非常有限。北宋时，京城等地出现了出卖男色的行当，“今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窠”。但宋政府在很长时间内都对这一色情业的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人说：“至今京师与都邑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盖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政和年间朝廷才立法禁止男娼。

  但南宋时，这一禁令又不了了之，以致南宋人周密感慨说：“吴俗此风（男娼）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比比求合。……败坏风俗，莫此为甚。然未见有举旧条以禁止之者。”另外，我们也需要注意：“禁男娼”跟“禁同性恋”并非同一回事，正如“找小姐”跟“男女恋爱”不可相提并论。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明政府才在《大明例附解·附录》中规定：“将肾茎放入人粪门内淫戏，比依秽物灌入人口律，杖一百。”但这一立法与其说是针对同性恋行为，不如说是针对污辱、侵害他人人身的鸡奸行为。惟清朝乾隆年间颁行天下的《大清律例》明确对自愿的同性性行为作出惩罚：“如和同鸡奸者，照军民相奸例，枷号一个月，杖一百。”但跟同时代的欧洲社会相比，这样的处罚可谓“薄惩”，须知法国直到18世纪中晚期，还使用火刑对付同性恋。

  民间对同性恋行为的态度更为宽容。袁枚在《子不语·双花庙》中讲述了一个耽美的同性恋故事：“雍正间，桂林蔡秀才，年少美风姿。春日戏场观戏，觉旁有摩其臀者，大怒，将骂而殴之。回面，则其人亦少年，貌更美于己，意乃释然，转以手摸其阴。其人喜出望外，重整衣冠向前揖道姓名，亦桂林富家子，读书而未入泮者也。两人遂携手行赴杏花村馆，燕饮盟誓。此后出必同车，坐必同席，彼此熏香剃面，小袖窄襟，不知乌之雌雄也。”

  后来二人因为抗拒城中恶棍王秃儿强奸，双双被杀。因为“两少年者平时恂恂，文理通顺，邑人怜之，为立庙，每祀必供杏花一枝，号‘双花庙’。偶有祈祷，无不立应，因之香火颇盛。”邑人给遇难的同性恋者立庙纪念，这是中世纪欧洲人难以想象的。

  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对同性恋一直宽容相待，但在中国历史上，却也没有一个同性恋者会挑战传统婚姻制度，宣布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可以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