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唐诗的繁荣

创造了辉煌的唐代文明。唐代文明的昌盛离不开祖国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唐代文学，尤其唐诗的繁荣亦是如此。
西晋之乱后，南北朝对峙，北方中原地区少数民族政权轮番更迭，形成多民族冲突、融合共处的状况。最后，隋文帝杨坚取代宇文氏的北周，建立隋朝，不久，攻灭陈后主，统一中国。隋王朝的制度、政策基本沿袭北朝。唐承隋后，亦大致如此。大一统后，多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创造大唐文明。

一 隋唐制度的渊源及李唐皇室的血统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曰:“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于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属于此范围也。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托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然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例也。”陈氏认为隋唐制度有三个来源，其中（北）魏、（北）齐之源实承袭汉魏西晋东晋南朝前半期汉族文化，为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所采用，已融合南北、汉胡文化。其梁陈之源乃汉族文化经隋传之唐者。其（西）魏、周之源者乃汉族文化与鲜卑等少数民族文化之混合品。此三个来源本身都已是混合文化，而在隋唐时又进行总的融合。唐代文明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起步的。
关于李唐氏系，朱熹云:“唐源流出于夷狄。” ① 缪凤林曾提出为汉胡混合之北统。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则云:“李唐先世本为汉族，或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或为邻邑广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既非华盛之宗门，故渐染胡俗，名不雅驯……其初之血统亦未与外族混杂。总而言之，李唐氏族若仅就其男系论固一纯粹之汉人也。”“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问题实为最要之关键。”就陈寅恪所言，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杂，乃后来之事。李渊母亲独孤氏、妻窦氏，李世民皇后长孙氏是鲜卑族，所以李渊父子始为混血。李唐文化渊源既是融合之文化，加之李唐氏族长期生活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且血统上又有胡汉混血因素，势必影响李唐皇室的政治思想及政治制度，也势必对唐代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自五胡乱华起，北方中原名门大族多数南迁，但仍有许多留在家乡死守先坟，严守家风，而不受民族融合影响，如范阳之卢、荥阳之郑、清河博陵之崔等。这些豪宗大族在大骚动时期能保存其家，并对照五胡之异种夸示汉人神明之遗胄，因此受到社会的尊崇。岑仲勉认为当日山东门第其所以得到一般仰慕:“要是在于能保持‘礼教’，‘礼’即汉族相传之习俗，所以能够保持，就在于少混血。简言之，‘山东门第’者比较未大接受五胡族的熏染之姓氏而已。” ② 这种尊崇门第的做法，在唐初就受到高祖李渊的批评，他说:“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太宗李世民亦对这种现象“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下诏修氏族志，书成，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看后表示强烈不满，下令根据现实状况重修。这件事说明唐初民族成分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固守传统的人还想维持原先汉族礼教，把坚守汉族礼教的家族列为上等已不能为胡汉混血的李唐皇室所接受。氏族志重修后，列李唐皇族为第一等，调整了一些氏族的等级，正反映了社会现实的要求。《旧唐书·高祖本纪》载唐初是:“胡越一家，自古未有。”唐太宗李世民对隋炀帝大忌胡人的做法很不赞成，据《贞观政要》二《慎所好篇》三载:“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又诛戮李金才及诸李殆尽，卒何所益?”中唐诗人元稹《法曲篇》云:‘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白居易《时世妆》云:“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唐传奇《东城老父传》云:“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都说明了隋唐以来多民族的融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呈现空前的盛况。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云:“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 ③ 认为当时名人中少数民族已占多数，再坚守传统的汉族礼教，分什么民族界限，已不合时宜了。

二 多民族融合对唐代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影响
隋唐文化上的这种背景，必然对隋唐政治及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隋朝短命，此不深论。就唐代而言，主要有如下几个表现:
首先，唐王朝对兄弟民族之政策比较开放，且比较成功。岑仲勉《隋唐史》总结有四个特点:1.不强迫同化，只顺其自然。2.不掠取俘虏分散为奴婢。3.不使杂处通婚。4.不排斥各族不同之宗教，任其自由信奉。这种自由开放的民族政策对全国的安定团结，经济文化建设意义重大，其效果亦非常显著。
其次，李唐王朝在用人上，对各族人员不分彼此，同样信任。诚如陈寅恪所言:“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 ④ 唐之开国，其兵力本兼府兵蕃将两类，而府兵“不堪攻战”，其主力实赖蕃将。其著名蕃将（如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人;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之次子;执失思力，突厥酋长;契苾何力，铁勒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之孙;黑齿常之，百济西部人;李谨行，人等）皆受太宗重用，战功卓著。玄宗时，安禄山、哥舒翰、高仙芝等皆以少数民族出身而任节度使，天宝后有李光弼、李正己、李宝臣、李抱玉、李光颜、李克用、王思礼、王镕、仆固怀恩、乌重胤、浑瑊等少数民族位兼将相。《北梦琐言》云:“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说明中唐以后，少数民族入相更为普遍。
少数民族人员出将入相，必然会对当时的政治以及社会心理产生重要影响。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很为青年人所发扬，许多诗人对尚武精神进行歌颂。
其三，唐朝的政治思想比较宽松。李唐的这种文化背景，使他们在融合南北文化、各民族文化方面比较积极，亦比较通达。他们努力造成一种统一的和谐的思想文化局面，所以就容纳百家，并蓄兼收，不但传统的佛、儒、道思想受到同样尊重，而且对于自西域传入的景教、 祆 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也听任它们在国内传布。
史称唐太宗李世民对南朝文化非常钦慕，他喜爱二王的书法，作诗也受南朝诗风影响，并且信任由南方来的大臣，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确有所好，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政治上的原因。他要造成稳固的一统局面，不能不做出姿态，从思想文化方面来加以融合。
这种思想统治上的宽松局面，使人们思想无禁区，创作无约束，眼界放开，自由驰骋，从而促进文学艺术上百花齐放，促进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形成。例如李白的思想与创作明显受到道家的影响;王维的思想与创作则深受佛教思想浸润;而杜甫的思想与创作则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唐传奇、变文等则从西域文化与佛教文化中吸取大量营养。
《容斋续笔》二唐诗无讳避条云:“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此下如张祜赋连昌宫等三十篇，大抵咏开元天宝间事。李义山华清宫等诸诗亦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唐代诗人敢于放言，自然就能充分表达所思所想所感，能把文学创作推向极致，创作出让后人瞠目结舌的作品来。
其四，对传统礼教的突破。西晋以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深受胡风影响。唐兴以后，虽仍然以中国传统礼教治国，但时转世移，民风世俗不能不有所变化，很难再回复到魏晋以前。朱熹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⑤ 就指出了这种情况。
唐人突破传统礼教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保留了鲜卑族“母权制时代的遗风”。武则天以女人身份当了皇帝，这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绝无仅有。历史学家们对此有各种解释。尽管武则天才智过人，但历代皆有才智过人的女性，为什么只有武则天才能成功?这就得从产生这种现象的文化背景中去寻找原因。前文说过，北魏政权是鲜卑族建立的，仍有母权制时代的遗风。李唐政权从北魏逐渐演递而来，且李唐皇室有鲜卑族混血。李渊妻窦氏、母独孤氏，李世民皇后长孙氏皆是鲜卑族。因此李唐皇室就深受鲜卑族遗风影响。女主当家在皇室内就有被接受的可能。而唐代整个社会胡汉融洽，人们亦能接受女皇这个现实。唐朝大臣中少数民族较多，他们身上传统礼教思想影响较为薄弱，自然能认可拥戴女皇。
武则天不仅以女性履九五之尊，且为人行事有越出传统礼教者，而其行为亦能为人们所接受。她本是太宗才人，竟又能为高宗皇后。她当皇帝，却又能广辟男宠，这些都不合中国传统礼教。其前太宗纳弟元吉妃杨氏为嫔御，其后唐玄宗取儿媳杨玉环为贵妃也属于出格之事。但衡之以胡礼转房制，则属正常。如《北史·附国传》载:“妻其群母及嫂。”《北史·突厥传》:“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新唐书·吐谷浑传》:“父死，妻庶母，兄死，妻嫂。”唐皇室的文化背景使他们在为人行事方面保存了一些胡风，不能像山东士族那样坚守文化传统不变。这样的事也发生在皇室之外的少数民族出身的人身上，例如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的父母是舅甥关系，即他的母亲是他父亲的亲外甥女。也就是说他父亲娶了自己妹妹的女儿。这是违背传统礼教的。陈寅恪在《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一文中说:“乐天先世本由淄青李氏胡化藩镇之部属归向中朝。其家风自与崇尚礼法之山东士族迥异。如其父母之婚配，与当日现行之礼制（开元礼）及法典极相违戾，即其例也。”因此，唐代有许多违背传统礼教的“反常”事情可以从胡风影响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中寻得解释。
其五，对世俗民风的转移。《新唐书》卷八?太宗诸子条:“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陈寅恪云:“此突厥俗，见《通典·突厥传》首，太宗以突厥为宫工，故承乾习染其俗也。”李承乾作为皇子，爱好突厥语言、风俗，以致于极力摹仿。又《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载:“太尉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人多效之，谓之赵公浑脱，近服妖也。”长孙无忌是鲜卑族，是太宗李世民的小舅子，浑脱是胡物。长孙无忌戴少数民族风格的帽子并不为奇，但天下人都跟风效仿。又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载:“天宝初，贵族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衣之制度，衿袖窄小。”元稹《法曲篇》云:“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白居易《时世妆》云:“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陈寅恪笺白诗曰:“乐天则取胡妆别为此篇以咏之。盖元和之时世妆，实有胡妆之因素也。凡所谓摩登之妆束，多受外族之影响，此乃古今之通例，而不须详证者。” ⑥ 其实，自北朝以来，男女衣饰多尚胡服窄袖，唐初犹尔，至开元后稍博 ⑦ 。向达先生研究敦煌壁画，谓自六朝至唐初，男女俱着胡服，即所谓裤褶，男衣短仅至膝，折襟翻领;女衣亦同而稍长，内面另有长裙，肩披肩巾，俱穿胡靴，足觇李唐一代服装趋向之转变 ⑧ 。总之，从唐初到中唐，少数民族妆束一直是引导新潮流者。
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亦为唐代各阶层所喜爱。唐代音乐大体为西域化，乐工多为胡人或胡裔。《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载:“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宴乐。自《破阵舞》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大定乐》加金钲，惟《庆善舞》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陈寅恪曰:“可知唐世庙堂雅乐，亦杂胡声也。” ⑨ 庙堂雅乐亦杂胡声，其余音乐更不用说了。《旧唐书》卷三○《音乐志三》载:“又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孙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传谓为法曲。”《旧唐书》又载:“后魏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常自击胡鼓以和之，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胡儿令羯人白智通教习，颇杂以新声。”到了唐代，西域音乐更是风靡天下。西域之乐，常与舞相配合，故唐世亦盛行乐舞。唐舞分健舞、软舞。健舞即武舞，据《乐府杂录》载则有阿连、柘枝、剑器、胡旋及胡腾;软舞即文舞，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团圆旋及甘州等。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记述开元初其童年时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事。白居易新乐府《胡旋女》则云:“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唐诗人在诗歌里对唐代的乐舞情况有充分的歌咏描述。
 

三 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唐诗人
在大一统的多民族融合文化背景下的唐诗人有着区别于其他朝代的文人的特点。首先在民族构成上，很多著名诗人是少数民族出身，或者是汉化已久的少数民族。如白居易出于西域，元结、元稹、独孤及出于鲜卑等。而大诗人李白的出身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胡怀琛认为李白是突厥化的中国人 ⑩ 。陈寅恪认为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 11 。吾师詹 钅英 先生在《李白家世考异》一文中说:“意者白之家世或本胡商，入蜀之后，以多资渐成豪族，而白幼年所受教育，则中西语文兼而有之。如此于其胡性之中，又加以诗书及道家言，乃造成白诗豪放飘逸之风格。李诗之所以不可学者其在斯乎?” 12其实，无论李白出生于何族，无损于中国文学的光荣，正如裴斐先生所言:“唐代本来就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既然许多大臣、名将都出身异族，甚至最高统治者高祖、太宗、高宗身上都至少有一半异族血统，如果李白出身异族或有异族血统而仍以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自居，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不正说明中国文化的伟大凝聚力吗?” 13 所言甚是。李白这样一位唐代的代表诗人，其出身问题在今天看来倒成了一个疑问，这正说明了唐代民族融合的普遍性，说明了当时人们并不以此为怪，并没有把李白的出身当成问题。唐代各民族出身的诗人同为一家不分彼此，共同创造大唐文明，使大唐文明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丰富性。
唐代不仅境内各民族诗人不分彼此，对于外国的诗人也不以外人待之。如日本人晁衡、新罗人崔致远等。
其次，唐诗人大都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尤其在民族观上，不像以前的文人那么讲华夷之辨。他们都主张各民族和睦相处，反对民族之间的不义战争。如崔颢《雁门胡人歌》:“高山代郡接东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闲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李颀《古从军行》:“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高适《燕歌行》:“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古风》:“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王昌龄《箜篌引》:“便令海内休戈矛，何用班超定远侯!”杜甫《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都反对封建统治者的穷兵黩武，主张和平。安史之乱后，唐诗人都主张统一，反对分裂，对藩镇割据、破坏民族团结之人加以批判。如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歌咏晋、吴兴亡事迹，慨叹于地形之险不足恃，而历史上割据一方的局面，终归统一。诗尾，对野心军阀提出教训。张籍《节妇吟》假托男女爱情，对割据军阀李师道的罗致予以谢绝。杜牧《早雁》借雁以寄慨，怀念边境流散的人民，批判回纥南侵、大肆掳掠等等。
其三，唐诗人对边塞的向往与歌咏超过以前历代。唐代边塞诗非常繁荣，尤其盛唐时期，几乎所有诗人都有边塞之作。大批诗人亲往边疆游览、谋职、生活。他们在诗中描写了边疆壮丽的风光和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情景。其中尤以岑参最为突出，他几度出塞，久佐戎幕，对边地征战生活和塞外风光有长期的体察和深刻的认识。他的边塞诗描写了火山云、天山雪等酷热、奇寒的边塞风光，以生动的笔触展现给我们一幅幅塞外风俗画，描写了多姿多彩的边塞生活，将士与少数民族友好往来，共同娱乐的动人场景。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幕下人无事，军中政已成。坐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 （《奉陪封大夫宴》） ，“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慢脸娇蛾纤复浓，轻罗金缕花葱茏。回裾转袖若飞雪，左钅延右钅延生旋风” （《田使君美人如莲花北钅延歌》），“秋来唯有雁，夏尽不闻蝉。雨拂毡墙湿，风摇毳幕寒” （《首秋轮台》） ，“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镗乱点野酡酥” （《玉门盖将军歌》）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阴火潜烧天地炉，何事偏烘西一隅?势吞月窟侵太白，气连赤坂通单于” （《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 ，“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 （《赵将军歌》）。
其四，唐诗人思想开放，行为放纵尤为突出。郑处诲《明皇杂录》载:“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章盛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陈寅恪云:“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由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 14又云:“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联。观孙棨《北里志》，及韩偓《香奁集》，即其例证。” 15 范文澜云:“唐朝士大夫无不纵情声色，杜甫韩愈也未能免俗。” 16 唐诗人这种放荡而不拘守礼法的行为有其文人本身的传统所自（魏晋以来，文人就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更主要的则是当时世风的影响。由于多民族共处，汉族传统礼教，即“山东旧日士族”所固守的家法受到冲击。正如朱熹所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17 唐人男女交往非常开放，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又云:“长安士女，胜春野步，则设席藉草以红裙相插挂，以为宴 幄 。”长安富豪的园林内，每逢炎暑，往往结缀锦彩，搭造凉棚，邀约名姝和妓女游乐，安排避暑之会。唐代达官贵人还有在新进士中选婿的风尚。
唐诗人还喜和女冠交往。唐代女冠来源主要是公主、宫女和官僚地主的姬侍。她们在社会生活方面比较自由，行为不受拘束，可以和各阶层人物接触，自然易与人发生恋爱关系，甚至以入道为掩护，过浪漫不羁的生活。
唐代举子还喜和妓女交往，唐传奇《霍小玉传》、《李娃传》的描写都反映了这点。蜀中乐妓薛涛善诗，“一时名士如韦皋、李德裕、元稹、白居易、裴度、杜牧、刘禹锡、张祜，咸与之唱和” 18 。唐朝宫禁不严，据《古今诗话》载，开元中，宫中制作战袍分赐边防军士。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云:“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留意多添线，含情更着棉;今生已过也，重结后生缘。”后玄宗知其事，竟以写诗宫女嫁得诗士兵。《古今诗话》又载顾况游苑中，得水上桐叶题诗，卢渥舍人于御沟得红叶题诗，皆反映出宫女不甘深宫寂寞，题诗抒发精神苦闷，向往美好爱情，因此，唐代宫怨诗尤比历代为多，成为唐诗一大特色。
宋释惠洪在《冷斋诗话》中称“舒王（王安石）尝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王安石是否真的如此评价李白，人们一直存有疑问。姑不论其真假，而此评价却也道出了个中信息，即妇人与酒是李白诗中重要的内容。其实，岂止李白，哪个唐代诗人的诗中没有写到妇人与酒?可以说，正是妇人与酒，给唐诗增添了如此光彩，使其充满青春激情，凌跨百代!
唐诗人少传统礼教的束缚。他们敢于为妇女立言，敢于歌颂妇女，敢于歌颂爱情，在诗中反映了各个层面的妇女的生活。唐诗人也敢于在诗中写自己的真思想，真性情。唐以前的爱情内容大多表现在民歌里（六朝宫体算不上真正的爱情诗），唐以后的爱情内容主要表现在词曲与戏曲小说里。只有唐诗人才在诗中全面地健康地歌咏爱情。深刻地反映爱情的痛苦与欢乐。盛唐张九龄“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望月怀远》） ，王昌龄“悔教夫婿觅封侯” （《闺怨》） ，李白“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春思》） ;中唐李益“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江南曲》） ，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题都城南庄》） ，刘禹锡“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竹枝词》） ，白居易“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 （《采莲曲》） ;晚唐皇甫松“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 （《采莲子》） ，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无题》） 等等，都对男女相思相恋、恩恩怨怨种种境况作了淋漓尽致的抒写。